了河。穿過一片田野，又走過同樣是冰封雪蓋的北大河，我的腳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當然我不敢大搖大擺地順著公路走。我僅僅沿著公路快速地走了幾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離得夾邊溝遠一些，然後就下了公路，在長滿了芨芨草或鹼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腳淺一腳的。我還不能離公路太遠，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趕路：一旦農場發現我逃跑了，管教幹部就會騎著馬追上來。

我原計劃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縣的，可是八點多了，天已拂曉了卻還看不見縣城，只有黃沙鋪就的公路和殘雪映襯下顯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蕩蕩展開。兩輛拉麥草的大軲轆車吱吱咕咕地行駛在公路上，還有趕車的農民。

又走了兩個小時，我才走進縣城。

進了城我立即在一個小旅館裡用偷來的一位蘭州煉油廠的右派的工作證登記了一間房子。我估計夾邊溝農場已經發現我逃跑了，領導派出的管教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已經坐著汽車或騎著馬往縣城和火車站來追捕我了。他們估計我不敢進旅館，我卻偏要住在旅館裡。

在旅館藏匿了一天一夜，轉天清晨，我趕到了酒泉火車站，躲在站臺對面的一個土坑裡。

大約九點多鐘，一列從哈密開來的客車進了站。我沒敢去買車票，從車下鑽過去之後我立即融進了擁擠著上車的人群裡鑽進車廂。年關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擠得車廂裡水洩不通。我坐在車廂中間的過道里垂著頭打盹，一次車票都沒有查，二十幾個小時之後我就到了蘭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著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東走了一截，找到支線上閒置著的一截車廂爬了進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從西寧開往北京的快車。我的運氣真好，從蘭州去北京的客車比從哈密開來的更擁擠，也沒人查票，四十多個小時，我蜷縮在一排座椅下邊睡到了石家莊。

對於石家莊我已經很熟悉了，我在這兒實習過，1956年和1957年兩次回家探親我都來過這兒，五七年還在淑敏家住過半個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在離著淑敏家不遠的一條街道上下車，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來。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發，然後去市場買了兩隻雞提到旅館。我的氣色難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著雞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還沒走到淑敏家門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倆推著一輛腳踏車和我走了個迎面。我當時戴著口罩，沒戴帽子，她一眼就認了出來，驚訝地叫了一聲：呀！這不是祥年嗎？

我從她的表情看出來，她看見我很驚訝，但聲音裡又充滿了驚喜。這時我倒有點難為情和尷尬了。自從1957年年底我被劃成右派之後，就再也沒給她寫過信，她幾次寄信給我我也沒覆信。她可能早就以為我變心了，不愛她了，所以這次見她才表現出如此的驚詫。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我只覺得我的心揪緊了，身上發冷，臉卻發燒。我支吾了一聲，算是和她打招呼。接著，為了避免她再問我什麼，我採取主動說，你們這是上哪兒去？

她姐回答，我們想到一個老師家去看看。

我說去吧，你們去吧。我去你們家。

淑敏說不去了，不去了，走，咱們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讓進她家。

自從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過半個月之後已經近三年了，我沒有來過她家，也沒有寫過信。我擔心這次來她家她會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縮縮排了她家。沒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熱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獨門小院，我一進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來了。這是裡外兩間的套房，裡間是她父母的臥室，外間是客廳，所有來她家的客人都在這間房接待。她的父親是醫生，除了她的父親還保持著家長的矜持和尊嚴，說話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靜之外，其他人都對我的到來顯得驚喜和熱情。她的母親一見面就問我吃過飯沒有，並立即催大女兒去做飯。我說吃過飯了，老人立即責怪我：為什麼在外邊吃飯！怕我們不給飯嗎！接著又問幾點鐘到石家莊的……說著話，老人突然問了一句：祥年，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難看，又黑又瘦？蘭州吃不飽嗎？我是比前兩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變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陽是很毒的，空氣乾燥，我又長年在露天勞動和工作，能不黑嗎？淑敏進了房子立即給我倒洗臉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邊看我，時不時地插句話。

但是，這種熱情很快就冷落下來，他們全家人像是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