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婚事耽誤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見，還是楊某對你更合適也更現實。

其實，我從心眼裡是喜歡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楊的姑娘就是個子高一些，長得白，可長了個單眼皮，是個胖丫頭，身材長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過我覺得姐姐說的話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學。四年，可不是四天四個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學變了心，可真就把我閃下了！於是我把姐姐的話寫信告訴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訴她，我等著你，你可不能變心呀。她很快就覆信了，信中說，我是真愛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蘭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跡。就是我父母親攔我，我也不聽他們的。

不是在蘭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節，我回家探親——我先到石家莊看她，然後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車，去我家之前，我們在廣武門的旅社裡同居了一天。只是我運氣不好，我回家就一個星期的假期，而那幾天她正好來例假。我們雖然在一間房子裡住了一夜卻未能嚐到禁果。這次探親後回到蘭州，再寫信的時候，我稱呼她愛妻。她呢，也在信中寫：祥年，我的夫。她還在信中說，將來我們有了孩子，要把他培養成一名出色的畫家，或者是運動健將。我和她還沒有成為夫妻，但從感情上卻勝似夫妻。我們魚雁傳書，頻繁地表達著自己的感情和對於愛情生活的渴望，設計著未來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鬥爭開始了……我成了右派！

從1957年底開始，我就再也沒給她寫信，因為這時已經宣佈我為右派了。我覺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戀愛了。再要是給她寫信，再戀著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為，不再給她寫信了，就可以切斷我們的戀情了，可是我錯了，到了夾邊溝的艱苦環境之後，我對於她的思念竟然愈發強烈了。在勞教分子的宿舍裡，在寒冷難眠的長夜裡，我經常想起她嫵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軟的身體，想起兩個春節我回北京探親，她住在我家裡，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們倆一起唱歌的情景……

終於，我對淑敏的想念發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時候我什麼都不顧了，心想一定要見她一次，然後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節一樣，1960年的春節到來之前半個月，農場又把右派當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來排練節目，準備節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劇團、秦腔劇團的幾個演員以及幾個票友演了整場的京劇《失·空·斬》，今年我們還是演《失·空·斬》。由於長期飢餓和勞累，演員們都兩腿發軟，沒有了排新戲的創新精神，演戲只不過是為了逃避勞動，混一頓夜間的加餐。我的腿也發軟，發飄，但相比而言比別人強些，因為我參加重體力勞動少，體能的消耗比別人少。

離著春節還有一個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裡我們點著汽燈排練節目，到12點鐘吃完加餐，就都散夥了，回宿舍睡覺。我也躺下了，裝睡，沒脫衣裳。睡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就爬起來了。把一隻皮箱塞進被窩裡，枕頭擺好，枕頭上還放了一頂前兩天揀來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種假相：李祥年睡在這裡。如果隊長或管教幹部進來查夜，不拉被子是發現不了的。這樣，天亮之前不會有人發現我逃跑了。

那時候夜裡院子裡有人值班巡邏，防止右派逃跑。右派們初到夾邊溝的時候沒人逃跑，大都對黨很虔誠，都想經過勞動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養回家去，爭取個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國慶節開大會的時候，全農場只有三個人摘了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卻還必須在夾邊溝就業，一月掙24元。於是人們明白了，勞動教養改造思想是一片謊言，是欺騙，所有的人實質上都判了無期徒刑，勞動改造遙遙無期。人們都絕望了，鋌而走險逃跑的人隨之多了起來。為了預防逃跑，農場每到夜間就派管教幹部和右派中的積極分子值班和巡邏。為了避免遇到值班幹部和積極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壺和幾個存下的幹饃饃藏在貼身的棉襖裡邊，外邊披了一件藍棉布大衣，裝成上廁所的樣子進了廁所，然後從院牆上翻過去落在農場大院的外邊。

我沒敢走當年從酒泉來夾邊溝的公路。我不清楚，從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夾邊溝的五公里必經大道上會不會有人巡邏；從這條公路走要經過兩條河流上的兩道便橋，這條路最便捷。我順著基建隊大院外邊的通往新添墩分場的大道往西走，經過五八年建的鍊鋼廠——幾間平房，早就改為農場衛生所的太平間了——再往南拐，穿過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邊。由於是三九隆冬，河上結了厚厚的冰，我踩著白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