煩悶和焦慮的時候不停地吸菸，沒命地吸菸。煙成了最珍貴的東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經常一頓飯只吃一個二兩的饃饃，把另一個拿去換一撮菸葉。我吸過菜葉子，吸過向日葵葉子，吸過曬乾的駱駝蓬——一種非常臭的植物。我還吸過鋸末。勞動中能偷懶就偷懶，能裝病號就裝病號在宿舍睡覺。為了偷懶，有時必須撒謊：對管教幹部說，報告隊長，組長叫我去澆水。管教幹部說去吧。到組長那兒又說，報告組長，隊長叫我給北灣大隊寫毛主席語錄去。組長說去吧。好了，這一天哪兒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灣公社給農民漆棺材去了，能混兩頓飯吃。遇到要開大會，我主動要求發言，這樣就可以用寫發言稿的名義休息一天。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辦法，主要的還是我能寫能畫，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結束，我經常畫主席像。給農場畫，借到外單位畫，給農村畫。借出去畫畫能把我當人，能混著吃幾頓飽飯，還能搞到點菸葉。人都說我是壓不碎夾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頭上餓不死的李祥年，就因為我能畫能寫能演能唱，到哪兒都是多幹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體始終沒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幾年，石頭城裡十幾年，除了想辦法吃飽肚子就是盼著大赦，盼著甄別，但從來沒有過大赦，也沒有過甄別。還想什麼？還想的就是這輩子完蛋啦，再也見不著俞淑敏了。俞淑敏現在怎麼樣了？已經嫁人了吧，嫁給一個什麼樣的人？她幸福嗎？

勞改的六年？那當然比就業更慘了：在公安部隊的槍口下勞動，早晨像牲口一樣趕出來勞動，晚上收監大鐵門一響——咣噹一聲，吃喝拉撒都在監房裡。犯人們編了個順口溜：關禁閉大休息，鬥爭會看大戲，強制勞動煉身體，槍斃透透氣。

由於從城市來的勞改釋放人員必須在勞改農場就業，永遠不準回家，就永遠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開始我就下決心要自己想辦法了：想辦法找個農村女人，到農村去落戶。說起找物件，真是悲慘極了。我記得在下河清農場的時候，那裡有50多名就業的大學生光棍，竟然為了一個瘸子姑娘爭風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農場的就業人員找光了。我是在北灣農場找的，總共說了四個。第一個是天遠公社拖拉機站長的遺孀，我畫主席像時大隊書記看得起我，給我介紹的。這女人有兩個孩子，三十多歲，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來農場瞭解我的情況，管教幹部竟然說人家：你還是共產黨員？你怎麼能找這些地富反壞右呢……攪散了。在南華大隊畫主席像，一位公社幹部同情我，介紹個女人；我去見面，是個背鍋，不到我半截高，擦鍋臺還要站板凳。第三個是北灣大隊的，名叫趙玉蘭，年輕，人材好，離場部也近，別人介紹後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歲，就五個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給我，是為了招夫養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為了自由，我什麼都能忍受。她來農場送過我幾次饅頭，春節還提過幾斤大肉。孃家爹媽我也去拜訪過了，說，我們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農場領導也說了好話，說成了，卻又出了意外：趙玉蘭的弟弟是個油漆匠，給人畫櫃子漆棺材，而那時我也有時偷著跑出來給人家漆個櫃子寫個對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戶搶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鬧，又攪散了。

我找的第四個女人，就是我現在的女人，名叫魏萬花。她那時三十歲出頭，兩個女孩一個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個光棍，她是個寡婦，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說，勞改釋放犯就勞改釋放犯吧，瞎好是個大學生。我們在北灣農場結婚，借了一間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業人員騰出來的。領導還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後我立即就打報告：我現在有家了，在農村，我要求到農村落戶。1976年，我終於在平鋪鄉二隊魏萬花家落戶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說到結婚還有個小插曲：結婚前女方要六尺條絨，我沒錢買。我給姐寫封信，我要結婚了，為的是離開勞改農場，無論如何請你幫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來了六尺條絨五十元錢。姐姐的信中寫道：知道你要結婚了。農村很適合你，可以大有作為。寄去五十元錢六尺布。記住，就這一次呀。信封裡還有母親寫的一頁紙，說，從你陸續寄來的幾封信中看出你確是改造好了，望好自為之。

再說個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農場就業的時候給家裡寫過一封信，信裡對當時刑滿不準回家發點牢騷。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轉給農場黨委，結果造反派——管教人員——毒打了我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