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州時，常在一隊僕從侍奉之下，乘騾出遊，與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萬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機智捷才。在他和蘇東坡有點兒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個是這樣的，蘇東坡一天和佛印去遊一座寺院，進了前殿，他倆看見兩個面貌猙獰可怕的巨大金剛像——一般認為能伏怪降魔，放在門口當然是把守大門的。

蘇東坡問：“這兩尊佛，哪一個重要？”

佛印回答：“當然是拳頭大的那個。”

到了內殿，他倆看見觀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蘇東坡問：“觀音自己是佛，還數手裡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樣禱告求佛呀。”

蘇東坡又問：“她向誰禱告？”

“向她自己禱告。”

東坡又問：“這是何故？她是觀音菩薩，為什麼向自己禱告？”

佛印說：“你知道，求人難，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倆又看見佛桌上有一本禱告用的佛經。蘇東坡看見有一條禱告文句：

〖咒咀諸毒藥，願借觀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斃。〗

蘇東坡說：“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請準改正此一禱告文句，提筆刪改如下：

〖咒咀諸毒藥，願借觀音力。

害人與對方，兩家都無事。〗

在蘇東坡與佛印富有譏諷妙語的對話中，大都是雙關語，難以譯成另一國文字，不過下面有一條：

“鳥”這個字有一個意思，在中國俚語中頗為不雅。蘇東坡想用此一字開佛印的玩笑。蘇東坡說：“古代詩人常將‘僧’與‘鳥’在詩中相對。舉例說吧：‘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還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我佩服古人以‘僧’對‘鳥’的聰明。”

佛印說：“這就是我為何以‘僧’的身份與汝相對而坐的理由了。”

這些軼事中總是說這位和尚鬥智勝過了蘇東坡這位詩人。我疑心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編的。

根據現在可知的記載，中國的娼妓制度，創始於戰國的管仲，他訂這種辦法作為士兵的康樂活動。甚至在蘇東坡時代，還有官妓，當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國卻有一種特殊的傳統發展出來，就是出現了一種高階的“名妓”，與普通的娼妓大為不同，她們在中國文學史上嶄露頭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詩人，有些與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她們這一階層，與中國歌曲音樂史的發展，及詩歌形式的變化，密不可分。中國詩歌經文人亦步亦趨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時期之後，詩歌已成了一連串的陳詞濫語，這時往往是這種名妓創一種新形式，再賦予詩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說音樂與詩歌是她們的特殊領域。因為演奏樂器與歌唱都受閨閫良家女子所歧視，原因是那些歌詞都離不開愛與情，認為對情竇初開的少女有害，結果音樂歌舞便完全由歌妓儲存流傳下來。

在蘇東坡時代的生活裡，酒筵公務之間與歌妓相往還，是官場生活的一部分。和蘇格拉底時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亞參加男人的宴會相比，也沒有什麼丟臉的。歌妓在酒席間招待，為客人斟酒，為大家唱歌。她們之中有不少頗有天賦，那些會讀書寫作擅長歌舞的，多為文人學者所羅致。因為當時女人不得參與男人的社交活動，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職業性的才女群中去尋求快樂。有時，那種調情挑逗卻是純真無邪，也不過是戲謔而已，倒有幾分像現在的夜總會的氣氛。歌妓唱的都是談情說愛的歌曲，或輕鬆，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戀，或系假義虛情，但暗示雲雨之情，或明言魚水之歡。高等名妓也頗似現代夜總會的歌女藝人，因為芳心誰屬，可以自由選擇，有些竟有不尋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宮，夜訪名妓李師師家。總之，當時對妓女的看法，遠較今日輕鬆。美國曼哈坦的詩人今日不為歌女寫詩，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當日杭州的詩人則為歌女公然寫詩。即使是頗負眾望的正人君子，為某名妓寫詩相贈也是尋常事。在那個時代，不但韓琦、歐陽修曾留下有關妓女的詩，甚至端肅嚴謹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馬光諸先賢，也曾寫有此類情詩。再甚至精忠愛國的民族英雄岳飛，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寫詩贈予歌妓。

只有嚴以律己的道學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於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這等人才特別反對。他們有一套更為嚴厲的道德規範，對淫邪特別敬而遠之。道學家程頤——蘇東坡的政敵，在哲宗皇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