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時，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誘惑。這位年輕皇帝竟那麼厭惡這種警告，到他十八歲時，只有一個女人就把他說服了，使他相信那個女人是對的，而那位道學家是錯的。有一次，程頤的一個學生寫了兩行詩，論“夢魂出竅”，在夢中去找女人，程頤大慌，喊道：“鬼話！鬼話！”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懼女人的誘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歸來，寫了兩行詩：“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徽渦。”朱熹在感嘆之下寫出了一首七絕：

〖十年江海一身輕，三對梨渦卻有情。

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正相反，蘇東坡對性持較為詼諧的看法。在他著的《東坡志林》裡，他在黃州時曾寫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來，通判張公規邀餘出遊安國寺。座本論調氣養生之事。餘雲：“皆不足道，難在去欲。”張雲：“蘇子卿吃雪吹氈，蹈背出血，無一語稍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給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眾客皆大笑。餘愛其語有理，故記之。〗

蘇東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參與，決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詩之時，他毫不遲疑，即提筆寫在披肩上或紈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捻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蘇東坡寫了有關女人的抒情詩，但從來不寫像他朋友黃庭堅寫的那種豔詩。

宋朝的歌妓使一種詩的新形式流行起來，那就是詞。蘇東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專供談情說愛的詞，變成表達胸懷感想的文學形式。他的詞中最好的是《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對三國英雄人物發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於蘇東坡三百餘年，使絕句和律詩成為詩體之正宗，多少傑出的詩人爭相模仿。但是律詩，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間兩副對子，已經陳腐。詩人都想有所創新。但是觀瀑、白鷺、柳陰等的情調早已發現用厭，唐代詩人淋漓的元氣與強烈的感情也已不復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詩的詞藻都是陳舊比喻的重複，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厭。蘇東坡在他一首詠雪詩前面的小序裡說，決不用“鹽”這個字指雪，“雪”這個字總是勝過“鹽”。唐詩的主題已經用濫，在文字上，有些作者總喜歡蹈襲前人的詩句，也有些博學的讀者，一看便知道詩中思想與詞藻的來源，因此有會心的微笑。評註家的努力只限於尋出某些生僻詞語的出處，得到機會以博學自炫。結果，作詩集評註的人並不以闡述判斷詩的含義為要務，而以指出某些詞語之出處為已足。

從詩的衰微沉滯狀態解救出來，一定有待於一種新的詩體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卻有待於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詞的文字清新活潑，比唐詩更近於口語，後來的元曲比宋詞則又更近於口語。詞只是根據樂譜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說“寫詞”，而說“填詞”。在詞裡，不像唐朝絕句律詩每行字數固定，行的長短有了變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蘇東坡時代，詞這種詩的新形式正在盛極一時。由於蘇東坡、秦少游、黃庭堅，及宋代別的詞人如晏幾道、周邦彥等的創作，詞這一體的詩成了宋朝詩的正宗。蘇東坡在黃州時才發現了詞，極其喜愛，從在黃州的第二年，開始大量填詞。但是詞只是一種抒情詩，內容歌詠的總是“香汗”、“羅幕”、“亂髮”、“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纖指”等等。這種豔詞與淫詞從何處何時劃分開，完全在於詞人對素材處理的手法。情慾和純愛在詩中之難劃分，正如在現實人生中之難劃分一樣。無可避免的是，詩人，也像現代有歌舞助興的餐館的藝人一樣，偏愛歌唱傷心斷腸的悲痛、愛的痛苦、單戀的思念。他們歌詠的是閨中的少婦怨女，悵然懷念難得一見的情郎，默然自攬腰圍，悄然與燭影相對。其實，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嬌弱無依無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無言的淚珠兒，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長宵不寐，她的肝腸寸斷，她的茶飯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兩方面的楚楚可憐——這一切，和窮苦一樣，都顯得有詩意美感。這些文詞都與“蘇慷”一詞相似，而含有色慾淫蕩的意思。蘇東坡不但成為有來一代的大詞家，而宋詞之得以脫離柔靡傷感的濫調兒，要歸功於蘇東坡，至少他個人是做到了。

根據記載，蘇東坡沒有迷戀上哪個歌妓，他只是喜愛灑筵徵逐，和女人逢場作戲，十分隨和而已，他並沒有納妾藏嬌。倒是有兩個女人與他特別親密。才女琴操聽從了他的規勸，自己贖身之後，出家為尼；朝雲，後來成了他的妾，當時才十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