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積極參加大辯論。”

為了開展“大辯論”，頗為“艱苦樸素”的姚文元，穿著一雙草綠色的膠鞋，光臨《文匯報》編輯部。他從包中拿出幾張紙頭，上面開列了三十幾道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題，要求《文匯報》展開討論。

《文匯報》社忙得團團轉：每一封關於《海瑞罷官》的讀者來信都要摘要登記；每一篇準備發表的文章都要送張春橋審；每一期關於《海瑞罷官》討論的《文匯情況》都要請張春橋閱定

一天，《文匯報》社的紅色電話機裡，響起了張春橋的聲音，要總編立即去康平路。

顯然，有緊急情況。

果真，總編回到報社，囑令關於《海瑞罷官》的《文匯情況》停印。今後改出《記者簡報》，專登《海瑞罷官》討論情況，每期不標編號，只印十二份。這十二份全部送交張春橋，由他分發。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突然變故？

張春橋沒有說明原因，《文匯報》總編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們才得知其中的緣由：周恩來看到了載有《海瑞罷官》討論的內部情況的《文匯情況》，打電話問江青，為什麼在背後搞這些東西？江青當即轉告張春橋。從此，改出《記者簡報》，分發名單上沒有周恩來！

“圍城打援”

按照姚文元開列的三十幾道題目，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曠日持久地在《文匯報》上進行，一整版又一整版，連篇累犢，沒完沒了。

一出京劇《海瑞罷官》，用得著花那麼多的篇幅，無窮無盡地討論下去？

如果說要“引蛇出洞”，許許多多專家、教授都已表了態，講了話，寫了文章，幹嗎還要“深入、持久開展討論”？

在《文匯報》社，已有人厭倦了，希望早點結束這場漫無際涯的“學術討論”。

張春橋在冷笑，說了一句叫人摸不著頭腦的話：“大戰還沒有開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圍城打援”。

“圍城打援”本是軍事用語，即：“進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圍據守城鎮的敵人，誘使敵人從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隊來殲滅敵人的援兵。”現在，張春橋把吳晗當成已被圍困於城中的敵人，曠日持久地討論《海瑞罷官》，對吳晗“圍而不殲”。張春橋的目光，注視著城外的援軍……

張春橋和姚文元無日不在關注著來自北京的訊息。江青早就說過，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援，才來上海點燃批判《海瑞罷官》之火。

北京，隱伏著吳晗的強大的援軍！

姚文元的長文在《文匯報》上丟擲之後，北京保持緘默。

張春橋囑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單行本，以便到北京散發，攻入那個“盤根錯節”、“水潑不進”的“頑固堡壘”。上海人民出版社作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紙型，就要付印。這時，江青給張春橋來電，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準備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時，北京的報紙終於表態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匯報》上發表後的第十九天，《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均在第二版轉載，並各自加了“編者按”。次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學術研究”欄裡轉載姚文，加入“編者按”。十二月二日，《光明日報》在第二版轉載姚文，加了“編者按”，並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編者按”。

張春橋和姚文元研究著北京各報：什麼時候轉載，登在第幾版，尤其是“編者按”的每一句話，都被視為某種形式的表態。

《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的態度是差不多的，“編者按”只是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不偏袒吳晗，也不傾向於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軍報》，發表了“旗幟鮮明”的“編者按”，一點也不含糊地說：“一九六一年，吳晗同志編了一本京劇《海瑞罷官》。這個戲，是一株大毒草。……我們軍隊的同志，不僅要善於在戰場上進行階級鬥爭，而且要善於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進行階級鬥爭。遇到什麼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

張春橋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組織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寫，也無報紙會登——要不，只能求助於《解放軍報》，而《解放軍報》毫無“民間”色彩！

從北京不斷傳來“秘密”摸來的訊息，使張春橋、姚文元如坐針氈。吳晗，這個北京市的副市長，居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