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鑫家中。此人大約三十五歲上下，瘦瘦的，中等個子，他自稱是《文匯報》的，卻沒有拿出任何證件。他說報社要檢視初稿的原稿，要馬以鑫交出來。已是驚弓之鳥的馬以鑫，未問來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從此，這份寫在活頁紙上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動員上山下鄉時，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隊的名單。不過，體檢時發現他有助膜炎，以病休名義留下，轉到街道。後來，街道居委會又動員上山下鄉，他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到黑龍江嫩江農場勞動。

原以為從此可以跳出苦海，同去嫩江的有敬業中學的同學，“馬捷”之事又在那裡傳開來了。好在那兒畢竟不是張、姚的“根據地”，人們當作一樁新聞聽過之後，也就一笑了之。農場領導竟然因此得知有一個能寫文章的馬以鑫，把他調到場部文藝宣傳隊編編寫寫，當個“秀才”使用，這是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氣盛、血氣方剛的他，經過磕磕碰碰，稜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夾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誠惶誠恐地完成領導交給任務。這樣，在北國邊陲，他度過了平靜的四個春秋……

終於“引蛇出洞”

馬捷一馬當先，在《文匯報》上被樹為反姚文元的“樣板”，給《文匯報》塗上了一層“民主”、“爭鳴”的油彩：馬捷這麼尖銳的文章，《文匯報》也登，編者是不偏不倚的，態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張春橋所料，自從馬捷文章刊出之後，讀者來信激增，來稿也不斷增多。

於是，張春橋又選發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為蔡成和、燕人、林丙義、張家駒、羽白等。

不過，史學界、文學界的絕大多數權威人士仍按兵不動。看來，坐等他們來信、來稿，是不行的。

“請他們來！”張春橋發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請來了，周谷城請來了，蔣星煜請來了，譚其驤、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溦、張家駒、陳家駒、陳向平、陳守實等一位位教授、學者請來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文匯報》編輯部出面，召開了座談會。為了使與會者無拘無束，張春橋和姚文元“迴避”了——他們叮囑，記錄一定要細緻！

會議開始時，主持者聲言：“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不算帳。”這麼一來，解除了與會者的戒備，各各暢抒己見，以為只不過“內部談談”。

可是，會議結束時，主持者卻道：“謝謝各位。今天的發言，我們準備整理成文見報！”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專家、學者們這才知道上了大當，但悔之晚矣。

張春橋和姚文元翻閱著會議記錄，笑了：“引蛇出洞”終於成功了！

這時，從北京也傳來“引蛇出洞”獲得成功的訊息。

元史專家翁獨健教授“跳”出來了，說：“姚文最後一段議論提出《海瑞罷官》影射現實，過了頭，超過了學術範圍。姚文元給吳晗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結論，這是莫須有的罪，和秦檜陷害岳飛時的理由一樣。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獄、退田同現實類比，請問你是什麼存心？你故意這樣套，是不是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

好，好，你翁獨健敢於罵姚文元“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調子比馬捷唱得還高！

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歷史繫系主任翦伯贊教授，也終於按捺不住了，替吳晗大打不平：“吳晗和我是朋友，我瞭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思想批評，要聯絡個人歷史，要看他是什麼樣的人。吳晗早在抗日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個‘一分為二’。一個同志寫文章，難道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

好，好，翦伯贊可是條“大魚”，中國史學界之“馬首”，是馬捷遠遠無法相比的。你翦伯贊也跟吳晗坐一條板凳，太好了！

那陣子，張春橋和姚文元夠忙碌的。天天在那裡排“左、中、右”名單。劃分“左、中、右”的標準，便是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擁護的，“左派”；中立的，“中間派”；反對的，“右派”。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節，張春橋還在忙碌。他在春節聯歡會上，還不忘“釣魚”。他那陰沉的臉上，硬是貼上了咪咪笑。他拍著胸脯說：“參加《海瑞罷官》的討論要消除顧慮”，“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開思想，敢於辯論”，“發表了錯誤觀點可以允許你修正，一旦糾正了錯誤，提高了認識，可能比別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為冠軍”。他還把參加《海瑞罷官》的討論，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識分子革命化途徑之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