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善。在我最後擔任首相的1990年，產業停工數是1935年以來最低的。諾曼·福勒1988年的社會保障改革對工會改革作了補充，透過減少所謂的“貧困圈套”使工作更有意義。工資委員會過去的工作是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這類標準導致了人們的失業，特別是青年人失業。後來對這種委員會進行了改革，不再為21歲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後來又取消了這類委員會。當我開始擔任反對黨領袖時，在經濟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張制定收入政策的人與主張“自由集體談判”人們之間進行的大辯論。在我任期結束時，已經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贅的曲解。而且工資談判也遠不是“集體的”。加入工會的勞動力的比例已經從50％下降到35％，這是勞力市場更加靈活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其標示）。

但是，我們所進行的旨在使市場運轉得更好的改革當然沒有侷限於勞力市場，它涉及到了每一個市場。我們取消了外匯管制，以及對物價、收入和股利的管制。在財務服務方面，我們促進了更大的競爭。我們減少了對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勵人們提供更多的住房，給公營部門的房客很大的折扣購買住房。在教育、國民保健制度和地方政府方面也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促進公營部門的競爭，以提高貨幣的價值和有更多的選擇。

我們已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我們的月標：降低通貨膨脹，控制財政和隨之而來的削減稅收、私有化和實行供應經濟學政策的改革。此外，每一專案標都有其自身價值，同樣有助於減少國家的作用，使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說我在80年代所執行的經濟計劃基本上改善了英國的經濟？有許多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些證據仍在增加一一表明情況的確如此。

生產率是關鍵。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國家是那些勞動力和資本創造了經濟價值的國家。生產率不高的國家雖然可以而且應該對它們的匯率進行一些管制，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些國家不會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英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我們與美國之間生產率方面出現了大的差距。在50年代和60年代，歐洲也很快地趕上和超過了我們。在70年代，我們在主要工業國中的表現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遠。

但是80年代出現了重大轉變。美國勞工局關於製造業中每小時產量的數字表明，自1979年以來，英國生產率的增長比其他任何主要的工業國都快，特別是1985年以後，情況更是如此。有充足的理由認為，生產率增長的遠景已經在改善，我們不僅僅是隻看見了一次性的、“你追我趕的”效果。雖然生產率的增長在製造業特別明顯，在服務業方面情況也是一樣。在英國整個非石油經濟中，每個工人的產量在1979—1989年期間每年增長了1。7％（這超過了經濟週期），而在1973—1979年期間每年只有0。6％。

一系列其他的證據也表明80年代的政策在英國經濟中導致了結構改革。只要這些改革不被錯誤的政策所徹底改變，到2000年將使我們的情況處於良好狀態。衡量經濟成功的一個方法——當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是它能否興建新的企業和增加新的工作。雖然生產率增長的直接後果可能會減少就業，但生產率的增長對於使企業能夠參與競爭從而可以提供穩定的、高工資的就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80年代的就業人數增加了150萬。意義深長的是，即使在19——92年底長期失業達到了高峰，但它比上一個經濟週期的高峰數字還要少25萬人以上。

在英國，由於我們長期致力於放松管制，因此與鄰國相比，我們受在歐洲流行的管制病、高稅收和總體主義——它抑制了可能出現的工作機會——的不利影響也要少一些。可是，如果未來的政府要支援馬斯特裡赫特《社會憲章》，更不用說再回頭實行最低工資條例，那將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當我們需要的是美國式的靈活時，這些條例卻迫使我們接受歐洲的硬化症。

國際生產率的增長

1979—1993年製造業中每小時產量

（1979年＝100）

1979　1985　1989　1993

英　國　100。0　127。1　151。1　174。8

美　國　100。0　112。4　126。3　141。7

德　國　100。0　112。9　119。7　130。6

日　本　100。0　126。1　152。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