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的1979年預算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33％降到了30％，改變了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83％降到了60％，投資收入也從98％減少到了75％。奈傑爾·勞森的1984年預算對公司稅作了基本改動，實行了資本減免和減少了公司稅率，以鼓勵更加有效地利用企業投資。奈傑爾的1988年預算完成了削減所得稅的計劃，使較高的稅率降到了40％（無論是儲蓄收入還是工薪收入），將基本稅率降到了25％。

80年代的目標是實現健全的財政和低的邊際稅率，後來這些目標實現了。我離職不久，政府作出的決定導致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別是提高了兒童福利，增加了國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當局的支出。再加上當時在匯率機制中英鎊溢值促進了經濟衰退，因此，財政支出的增加還帶來了一系列大的預算赤字——在19——93／94年度為450億英鎊，達到了高峰，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以上——稅收的增加部分也佔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以上。顯然，越早扭轉這兩方面的情況越好。這就要求更加嚴格地控制公共開支費用，明智而審慎地使用首相的詞彙中最有用的單音節詞，“不”。

80年代取得的某些進展已經讓位給主張增加開支的院外活動集團，但是那10年嚴格控制財政支出的意義並沒有因此而縮小。由於我們在80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支出，特別是將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長期性福利與物價而不是與收入掛鉤，以及按比例縮減與國家收入有關的養老金計劃，英國的情況已經比沒有采取這一行動的其他歐洲國家好，如表所示（見下表）：

的確，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將得到的潛在好處會變得更大。一般說來，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口趨勢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數較少的勞動力養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長的上了年紀的人。這就得大量增加稅收。蒂姆·康登教授認為，由於這些趨勢，“90年代後期，聯合王國的稅收負擔可能比歐洲共同體的其他國家少15％至20％。較低的稅收，再加上企業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氣氛，這將增強英國作為外界向歐洲投資的主要場所這一地位。

目前和計劃中的政府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支出

1993　1994　1995　1996

德　國　49。4％　48。9％　48。6％　47。2％

法　國　54。8％　55。3％　54。3％　53。4％

義大利　56。2％　56。o％　55。1％　54。o％

丹　麥　63。1％　62。8％　61。9％　60。9％

瑞　典　71。8％　67。4％　67。3％　66。6％

美　國　34。5％　33。6％　33。6％　33。7％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經濟展望》，1994年12月

附表1994—96年的數字是預測數字。

80年代我們經濟戰略的第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是促進私營企業和私有制。由於經濟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國家現狀的平衡；在這方面，私有化能起關鍵性的作用，1979年，只有航空與航天工業和造船工業作出了非國有化的明確保證，此外出售了國家貨運公司的股票。但是我們的膽子變大了，我們邊幹邊學。一個個國有企業的財政情況好轉了，在經濟氣候得到改善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已作好了私有化的準備。到1983年大選時，準備實行私有化的企業名單已經增加，它包括英國電訊公司、英國航空公司、羅爾斯·羅埃斯汽車公司、部分英國鋼鐵廠、英國的萊蘭汽車公司和飛機場。繼英國電訊公司之後，對具有不同結構和不同管理體制的煤氣、水、電等其他公用事業也實行了私有化。在我離職時，工業中的國有部分已減少了60％。主要是伴隨著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廣泛的股權制計劃，使大約1／4的人擁有了股份。我試圖重建一個自由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鼓勵建立一個擁有資本的社會。我感到在實現這兩個日標方面我已經走得很遠，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還要遠。

最後，還有一個廣泛的結構改革計劃——自然，削減邊際稅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場運轉得更加有效，即所謂的“供應經濟學政策的革命”。從1980年起，我們實行了“逐步”的工會改革計劃，其中，減少了工會豁免權的1982年《就業法》是至關重要的，1984—1985年礦工罷工的結局有效地鞏固了新秩序，即就業要依靠滿意的顧客而不是使用集體力量去勒索補貼。勞資關係有了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