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有限地繼續執行了1979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黨大臣丹尼斯·希利在1976／77年度和1977／78年度之間實際削減了60億英鎊的公共開支，以及1976年12月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的。標誌著首次公開利用貨幣指標來指導政策的協定條款，都是朝著我所相信的做法邁出的重大步驟。但是它們的實施來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機會就被放棄。事實上，工黨政府在最後一年再次允許公共開支上升後，已經在開始放開上述做法。此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工黨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沒有與其他至關重要的輔助性措施結合起來，如大幅度削減邊際所得稅稅率、改革工會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它們只是部分補救辦法，因為缺少促進企業所需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到唐寧街時對如何搞好英國的經濟有一個總的想法，而不是一個詳細的計劃。因為各個領域裡的進步都有賴於經濟和政治情況。例如，我們第一個預算優先考慮的事項是減少所得稅，這一方面是因為邊際稅率，特別是對那些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妨礙了就業，並鼓勵人們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