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們鋪子生意的興隆以及格蘭瑟姆喧鬧的市中心卻表明情況正好相反。對他們來說，資本主義是陌生的和嚴酷的；但對我來說，它是親近的和有創造力的。我看到，是因為滿意的顧客才使我的父親得以增加他僱用的人員。我知道，是國際貿易才把茶葉、咖啡、食糖和香料帶給了我們店鋪裡的常客。除此之外，我感到做生意與在任何地方任何集市上所看到的情況一樣，是充滿活力的、人道的、社會性的，還可以進行社交。事實上，它雖然嚴肅，但也有趣。沒有什麼課程能比在一個街角的店鋪裡更好地瞭解自由市場經濟。我在格蘭瑟姆所瞭解的一切使我確信我所聽到的對資本主義的抽象批評與我親自經歷的現實不一樣。因此就戰後英國因襲下來的經濟智慧而言我是打過預防針的。

由於主要受凱恩斯的影響，但也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那些年人們強調的是政府透過直接和經常的干預能夠改善經濟情況。當時人們認為，如果能以開明的辦法使用國家的大權，國家就能使個人、家庭或工商企業擺脫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種限制。特別是，當一個家庭的花費超過其收入正走向毀滅時，（按照新的經濟學觀點）國家卻走向繁榮與充分就業之路。當然，事情從來不是這樣赤裸裸地表現出來的。例如，政府的赤字是要用在“反週期的”方向——即用來補償蕭條帶來的影響——而不是無節制的。那時口頭上也說有必要避免把福利水平提得太高以致人們不願外出工作，但在這一切的後面，幾乎大家都認為，政府的支出無論在道義上或在實踐中都要比私人支出更可取，因為它有更高的、更合理的既定目標。在我一點沒有讀米爾頓·弗裡德曼或阿蘭·沃爾特斯的著作之前，我僅知道這些說法不可能是真實的。節儉是美德，恣意揮霍是墮落。如果政治命令能夠中止人類行為的法則，那麼這個世界就沒有意義了。也許在我先後擔任反對黨領導人和首相的那些年裡，所發生的一項最大的變化是絕大多數決策者（甚至經濟學家）都改變態度同意了我的意見。

現在大家都認識到，增加政府借款的後果會將利率提得比不增加借款時更高。如果人們預料更大的赤字會使未來貨幣供應量增加，從而會加劇通貨膨脹，情況更會如此。這樣，讓預算赤字上升只會阻礙而不會促進經濟增長。我在其他地方談到的1981年的預算，就是以這一認識為基礎的。當時364位經濟學家發表宣告攻擊我們所採取的戰略，無疑，他們認為這一戰略對當時佔上風的正統做法是一個直接桃戰。這一挑戰成功了。1981年夏天的數字預示經濟將要恢復，下一季度的其他數字也證實了這一點。1983年的經濟情況如此之好，再加上對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勝利所作出的反映，它們保證我在大選中能取得最順利的勝利。

就好像與政府借款一樣，通貨膨脹也是如此。有幾十年，政府根據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有“平衡效果”——所謂的菲利浦斯曲線——這一假定在調整經濟。現在，人們已廣泛同意，從長遠看，是影響經濟結構的微觀經濟變化——如放松管制——而不是宏觀經濟操縱在決定所提供的工作數量。現在已沒有什麼人聲稱他相信“某一”通貨膨脹在經濟上是可取的。過去一些政府認為，它們非常聰明而工資談判者非常愚蠢，所以前者能透過通貨膨脹減少後者的實際報酬。而現在我們知道，多年來，情況正好相反。工資談判者不僅沒有低估將來的通貨膨脹，還經常過高估計了通貨膨脹，因而提高了他們的要求。因此，所謂的“貨幣幻覺”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削弱了競爭能力。更糟糕的是，很難從制度上消除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計，這是為什麼要經過許多年才能獲得低通貨膨脹率的好處。

我比我的許多同代人在政治上佔有的一大優勢是，首先要從理論上說服他們有關貨幣主義、自由貿易和放松管制的好處，而技術上的論證和深刻見解與我的基本本能和早年的經驗如此吻合，因此，我很容易就被說服了——而且我的信服又有助於我去說服別人。

80年代的英國

我在1979至1990年任首相期間，有機會在經濟政策中實施這些信念。我很幸運有傑弗裡·豪、奈傑爾·勞森和約翰·梅傑這三位非常能幹的財政大臣幫助我。在80年代，我們打算實行與戰後大多數時期目標基本不同的政策。我們認為，既然（在一個自由社會）就業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滿意的顧客，因此沒有理由擬訂“充分”就業這一指標。而是政府應該建立正確的、健全的貨幣結構、實行低稅收、少加管制和建立靈活的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以促進繁榮和增加就業。

至於政府的財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