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碑記》中說到“九月如淺灣”，隨即註明“即今之荃灣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蹕古塔”，則語焉不詳，“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載“古塔”，《填海錄》則作“古墐”，據饒宗頤先生考證，“古塔”實為“古墐”之誤，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馬頭圍”，如是，則為宋王臺遺址又添一佐證。

第二，《碑記》中稱“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因而改稱“宋皇臺”，為其“正名”。我意以為，此舉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軍佔領宋都臨安，益王趙囗和信王趙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當年五月初一，益王趙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趙囗為廣王，後又改封為衛王，景炎二年四月駐曄官富場，趙囗為“皇”，而趙囗仍為“王”，他繼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趙旱病逝囗州之後的事，所以在駐蹕官富場時，人們仍沿用過去的習慣，並稱二人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來，若稱“二皇”則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了。因此，我以為，“宋王臺”之名並無不妥，無須強改古稱而“正名”。順便說一句，嘉慶《新安縣誌》中“昔帝囗駐蹕於此”一語也是錯誤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昔帝囗偕衛王囗駐蹕於此。

帝囗與衛王囗後來為元軍所迫，由官富場一路轉戰，流落於調州，帝囗病逝，衛王囗即位，改元祥興，後又轉戰於厓山，祥興二年二月初六，敗於元將張弘範，陸秀夫負少帝囗蹈海殉國，南宋的悲壯歷史至此結束。

但這裡又生出一樁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裡？對此，史家又有兩說，各持己見。

一為“囗州即大嶼山”說。此說的主要依據是，吳萊《南海人物古蹟記》稱：“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嶼。”陳仲微《二王本末》稱：“大軍至次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廣之東莞縣，與州沿相對，但隔一水。”1926年興建石壁水塘時，在東涌、大澳一帶曾發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銅錢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號的銅錢，距帝囗入粵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香港大嶼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許地山、羅香林、葉靈鳳等諸位先生以及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均主此說。如此說成立，則宋末二王與香港的關係就不僅是駐蹕官富場，而更加密切了。

一為“囗州在化州”說。饒宗頤先生力主此說，曾有專著《九龍與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項佐證，竭力批駁“囗州即大嶼山”說，認為“囗州”在雷州半島旁邊，屬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據是，《填海錄》稱：“……欲往占城不果，遂駐調州，隸化州。”《壓山集》稱：“帝舟次於化之囗州。”鄧光薦《文丞相傳》稱：“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雜識》注稱：“囗州在化州。”

此二說各有所據，互不相讓，迄今尚未有定論，且留待識者作進一步考察。又，古籍稱二王行蹤尚有“丁丑正月，帝舟次於廣之梅蔚”一語，一些學者試圖證明“梅蔚”即今大嶼山之“梅窩”，亦尚未得確證。但無論囗州是不是大嶼山，梅蔚是不是梅窩，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轉戰香港一帶則是毫無疑問的。

抗英志士鄧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裝抗英鬥爭中，湧現了一批領袖人物，他們本是當地鄉紳，在族人和鄉鄰當中素有威望。當時擔任港府輔政司的駱克曾開列一份《有關鄉紳及長老之保密名單》（見《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書》第53頁，原載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書處密件第三號），其中的一些人即為抗英領袖，鄧菁士也在名單之內，列在“元朗洞”之“廈村”，英文名寫作“Tang　Ts'ing—sz”，漢文名寫作“鄧菁士”，這是在港英官方檔案中第一次出現鄧菁士的名字，後來的一些有關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幾次出現。由於港英官方檔案的“先入為主”，目前我們見到的出版物多數沿用“鄧菁士”字樣，也有的寫作“鄧清士”。

鄧菁士的事蹟流傳甚為簡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關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讀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書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錯了，把他當作吉慶圍的人，說吉慶圍出了個鄧清士，他振臂一呼：“鄉親們……”如何如何。這是歷史造成的缺憾，因為在“新界”鄉民武裝抗英失敗之後，港英政府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在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新界”人民處於港英統治之下，那段悲壯的歷史被埋沒、被歪曲，以至於大量史料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