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要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自然是困難重重。

我在採訪中得到鄧氏後人的幫助，據廈村籍鄧兆棠醫生提供的材料，鄧菁士為廈村新圍人氏，系鄧氏二十四世祖，《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如下記載：

國學公名芝槐，字弼才，號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庫誕獻公長子也。補國學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錫齡。公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終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壽五十二歲。

由是可知，“鄧菁士”、“鄧清士”的寫法都是不準確的，應為“鄧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號。

鄧菁士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換算為公曆應是1899年7月31日。根據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報告，在港英當局的武裝鎮壓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後“新界”地區歸於港英管轄之下，港英並且於5月16日將九龍城、深圳和沙頭角同時強行佔領。那麼，鄧菁士在7月31日由於何因死於何地？鄧氏族譜中並沒有記載。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鄧菁士在領導抗英鬥爭失敗之後的下落，有兩種說法。

一為“逃亡”說。劉存寬編著的《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說：“上村之戰後，……抗英武裝事實上已無力組織一場戰鬥，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運動領袖鄧菁士、鄧儀石等逃奔廣州、南頭，另一部分人則藏匿在本地。”餘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也用此說，據該二書註解，此說源於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說在港英的英文件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據。1899年4月19日駱克報告說：“下午1：3O，我們前往廈村……我要他們將叛亂的首領交出來，他們說，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去了南頭，另一人去了廣東。”廈村是鄧菁士、鄧儀石、鄧植亭的家鄉，此處所指何人，是顯而易見的。駱克在1899年4月24日給卜力報告中也曾說到：“在廈村，鄧菁士和鄧植亭這些人看來在誘使當地的老人和村民參加他們的抵抗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這些名字列了一個名單，但幾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離。”

一為“絞殺”說。“新界”黃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談》一文中說：“港英追捕領袖人物，結果，鄧菁士執行絞刑，鄧儀石逃亡西鄉……”

以上兩說雖不一致，但也並不矛盾，因為“逃亡”並不是結果，在逃亡之中為港英逮捕、最後被絞殺仍是可能的，所以兩說可以並存，而鄧菁士的卒期為1899年7月31日則是可以肯定的，《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應是確證。

抗英領袖之一鄧植亭，是鄧菁士的三弟，《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載：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號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誕獻公三子也。補郡文庠。生於咸豐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黃氏，生三子，長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續娶陳氏，生一子，曰沂添。

關於這兩位抗英志士的後代，據《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所載，鄧菁士之獨生子鄧錫齡，字永周，號夢餘，生於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壽五十二歲。娶李氏，無子，以鄧德桑承嗣，鄧德桑系鄧祖添之子、鄧芝林之孫，鄧芝林字敏才，號毓生，乳名秀槐，系鄧菁士之二弟。

鄧植亭之長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氏，無子；續娶吳氏，妾鍾氏，生子德剛、德毅、德強，德強早卒。四子沂添，娶關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嶽。

據鄧兆棠醫生、鄧聖時先生介紹，抗英領袖鄧儀石（又名惠麟）系廈村西山村人，為鄧氏二十五世祖；鄧芳卿系屏山人，為鄧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據黃建五先生撰文介紹，抗英志士伍其昌，別號星埠，原籍南邊圍，生於咸豐九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補增庠生。生平膽識過人，辦事勇敢，在鄉間排難解紛，任勞任怨。在1899年抗英鬥爭中，挺身而出，捍衛鄉閻。當時有一通敵洩密者被鄉民處死，抗英鬥爭失敗後，死者家屬向英軍“訴冤”，指證抗英領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罪潛逃”，從容被捕，港英欲處以極刑，後因各鄉紳耆極力環保，判為終身監禁。後因英國王子愛德華訪港而“大赦”出獄，已度過十三年鐵窗生涯，時年五十三歲矣。村民們燃放爆竹，夾道歡迎，整個月裡盛宴款待，譽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獄後改號醒遲，在西邊圍築“作新書室”，設館授徒，賦詩明志，與當地名流唱和，轟動一時。黃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