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和地諮詢於他，一時很是激動，脫口而出：“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崇禎帝大喜，當著群臣的面許諾，只要能“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群臣也隨聲附和，稱袁崇煥赤膽報國，是“真奇男子”。

崇禎此時稍感疲倦，要休息片刻。給事中許譽卿趁機私下裡問袁崇煥用什麼計策可以五年復遼？袁崇煥一怔，答道：“聖心焦勞，聊以相慰也。”意思說，考慮到皇帝為遼事日夜焦慮，我是寬慰皇上的。許譽卿一聽，立即責怪道：“皇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袁崇煥一聽，才發覺自己失言，有些不自然。等皇帝出來繼續談話時，袁崇煥就改變口氣說：“陛下把遼事委託於我，我怎敢說難？但五年內，必須事事應手，戶部轉解軍餉，工部供應武器，吏部安排人事，兵部調兵遣將，都應隨處配合，才能收到成效。”崇禎帝當即命令在場的戶部尚書王家楨、工部尚書張維樞、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在糧餉、兵器、用人、兵將方面全力配合袁督師，不得懈怠遲誤。

袁崇煥又提出自己的擔心：“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這話當著群臣的面說給皇帝聽，規勸皇帝不要聽信讒言，更強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想讓皇帝當面表態，很有些刺耳。崇禎不覺站起來表態說：“卿勿疑慮，朕自主持。”

群臣見皇帝力挺袁崇煥，齊聲請皇帝賜袁崇煥尚方寶劍以便宜行事。當時持有尚方寶劍的有王之臣、滿桂和毛文龍三大將帥。皇帝當即應允，宣旨收回王之臣和滿桂的尚方寶劍，用來賜給袁崇煥，准許他相度機宜、自行處事。在崇禎看來，只要能收復遼土，所有條件均可答應，遼東一平，大明中興也就指日可待。

袁崇煥幾乎承擔了崇禎帝的全部期望，自己也感到擔子沉重。臨赴關前，他又向皇帝上疏陳述自己治遼的方略和顧慮。方略仍是他以前所提的“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和“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同時他又指出平遼不能急功近利，要穩紮穩打，務求實效，“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這是他總結和後金之間的戰役而得出的持久作戰的方略。接著，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朝廷在邊疆用人方面的顧慮：一是要“任而勿貳，信而勿疑”，皇帝和大臣不能根據片言隻語指摘邊將，二是兵不厭詐，前線情況虛虛實實，瞬息萬變，“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敵人可能用反間計，散播謠言，挑撥離間，也請皇帝和大臣注意。崇禎接到奏章，優旨褒答，賜袁崇煥蟒袍、玉帶和銀幣，表示對他的充分信任。袁崇煥上疏推辭了蟒袍、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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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案　三（2）

同月，四川、湖廣到寧遠戍守計程車兵因缺了四個月的餉而譁變，其餘十三營也起來響應，把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等捆縛起來作為人質，逼迫明廷發餉。

明代徵兵採取招募制，明初的衛所制度和兵源徵募法已經名存實亡。到明末時只有生活無計的人才去當兵，不僅素質無法保證，而且多數人是衝著軍餉而來，靠軍餉養活自己和家人。發軍餉是戶部即中央財政的職責，但明末中央財政匱乏，雖然年年加徵用於平遼的“遼餉”，但許多被冒挪截用，集中到了皇帝和貪官汙吏的私家倉庫中。此時欠餉已逾四個月，士兵譁變也是可以預料到的。兵備副使郭廣到後，親自保護畢自肅，並收集了撫賞和自己朋友的兩萬兩白銀髮給士兵，士兵們仍然不滿足，郭廣又向商人和百姓借貸，湊足了5萬兩白銀，譁變計程車兵才散去。畢自肅上疏承擔了罪責，走到中衛所，自縊而死。

八月初，袁崇煥趕到山海關，聽到士兵譁變的訊息後，即趕到寧遠和郭廣密商，寬宥了鼓動兵變的首領，准許他們立功贖罪，只懲罰了幾名譁變的從犯，同時斬了明知兵變而不及時上報的中軍，將兵變平息下來。

但朝廷的軍餉依然沒有發下。袁崇煥上疏朝廷請餉。崇禎一聽要發內帑之銀作軍餉，很是不悅，又不好明確拒絕，召叢集臣商討。吏部侍郎周延儒奏說：“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地軍卒動輒鼓譟，其中必有緣故。”

周延儒（1593～1644），字玉繩，號挹齋，宜興（今江蘇常州）人。他自幼聰慧，很有才華，20多歲時連中會元、狀元。崇禎三年（1630年）為首輔，年僅36歲。為官機智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