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為一種量子，它與物質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單位，就是他所謂的單子；而笛卡兒，以及18世紀的一些思想家，都不願在運動和被推動物之間給出一個基本的區分。我們甚至發現，在哥特時代，除潛力（potentia）、活力（virtus）、驅動力（impetus）這樣的概念之外，還有一些外圍的名詞，如動力（conatus）、驅力（nisus）之類，在這些概念中，力與推動物體運動的原因顯然是不可分離的。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在天主教的、新教的和無神論的力的概念之間作出區分。但是，斯賓諾莎——他是一個猶太人，故而在精神上是麻葛文化的一份子——根本不能吸收浮士德式的力的觀念，故而力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毫無地位。而基本觀念的隱秘力量的一個令人驚訝的證據是，亨利希·赫茲——近代歷史上偉大的物理學家當中唯一的猶太人——竟然也是唯一企圖透過消除力的觀念來解決力學的兩難困境的物理學家。

力的教條是浮士德式的物理學的唯一主題。所謂那一科學分支以靜力學的名義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體系和一個又一個的世紀，其實是一種虛構。“近代靜力學”跟“算術”和“幾何學”處於同樣的位置，如果繼續在字面的和原始的意義上使用這些詞，那它們在近代的分析中便全無意義，便只是古典科學所遺留下來的一些空洞的名稱，它們被保留下來，只是因為我們要對所有古典事物表示尊敬，而這種尊敬使我們迄今為止還無法擺脫它們甚或認識到它們的膚淺空洞。世上根本沒有所謂西方的靜力學——這即是說，對力學事實的解釋，對西方精神來說是自然而然的，可它並不是基於形式和實體的觀念，甚至也不是基於空間和質量的觀念，實際上，那種解釋是與時間和力的觀念聯絡在一起的。讀者可以在他所願意的任一領域來檢驗我所說的。甚至“溫度”——在我們所有的物理的量中，它最明顯地具有靜力學的、古典的和消極的表象——也只有當被引入一種力的圖象，亦即熱量的圖象時，才能在我們的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因為那一圖象是由物體的原子極度活躍的、微妙難察的、不規則的運動所構成，而溫度則是表示這些原子的平均活力（mean　vis　viva）的。

晚期文藝復興運動不但認為自己繼續發揚了古典的雕塑，而且認為自己復活了阿基米德的物理學。但是，在這兩種情形中，它都只是為巴羅克的形式作好了準備，並且它這樣做是出自哥特式的精神。其圖象…主題就屬於這種靜力學，正如在曼特尼亞的作品以及在西紐雷利的作品中所顯示出來的，其輪廓和姿勢後代人覺得僵硬而且冷漠。動力學開始於列奧納多，在魯本斯那裡，碩壯的身體的運動業已達到極限。

晚至1629年，文藝復興的物理學的精神才在耶穌會士尼古拉·卡比奧（Nicolaus　Cabeo）所闡述的磁學理論中有所體現。他認為，以亞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觀為模型，是註定（就像帕拉第奧論建築的著作中所說的一樣）得不到任何結果的——這不是因為那一模型本身是“錯誤的”，而是因為它與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相沖突，後者經由14世紀的思想家和研究者而擺脫了麻葛式的路線，而現在已經獲得了完全屬於自身的表現其世界知識的形式。卡比奧避開了力和質量的概念，把自己侷限於古典的形式和實體概念——換句話說，他從米開朗基羅晚年的和維尼奧拉的建築回到了米開羅佐（Michelozzo）和拉斐爾的建築——他所構建的體系是完整自足的，但於未來毫無重要性。一種被構想為個別物體的狀態而非無窮空間中的力的磁學理論，是無法使浮士德式的人的內在之眼獲得象徵性的滿足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有關遙遠的理論，而不是有關切近的理論。牛頓的數學…力學原則要求的是使一種動力學獲得純粹而統一的闡述，這一任務是由另一個耶穌會士在1758年首先完成的，他就是博斯科維奇。

就連伽利略都仍處在文藝復興的情感的影響之下，對於這種情感來說，力與質量的對立，若是想在建築、繪畫和音樂中創造偉大的運動的要素，它便是奇怪的和令人不舒服的。因此，伽利略把力的概念侷限於接觸力（衝力），而他對力的觀念的系統闡述也沒有超出動量（運動的量）守恆的範圍。他一味只關注被推動性（moved…ness），而羞於談論任何激｜情的空間。直到萊布尼茨時，才首先在論戰的過程中，繼而經由積極地運用他在數學上的發明，而發展出真正自由而有方向的力（活力）的觀念。直到這時，動量守恆的概念才讓位於活力守恆的概念，數量的數字才讓位於函式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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