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解釋他的捱揍；在某個時間，得像吃憶苦飯或思甜飯一樣性茭；或者，男人被派作日本鬼子式的強Jian犯，女人像忍受嚴刑考驗一樣自願被強Jian。施虐與受虐、被壓抑的潛意識與性變態，這些在弗洛伊德那裡受到分析的範型，被王小波施之於中國的時空之中，揭示出現代中國人種種古怪荒謬的文化心理。這是歷史的霍亂時期，它“好像是過去了，又彷彿還沒開始。”

三、語言顛覆

王小波的敘述風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貫的幽默傳統，但仍然是一種變體，不似前輩作家通常難以剋制的悲痛激憤，也不混同於當前由北京風行於各地的就事論事的調侃。王小波的語言以戲謔的比喻加上反諷的思辨為特徵，對人們習慣的優美抒情與認真說理傳統它是一種悖離，是喜劇性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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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說《黃金時代》/艾曉明（3）

“Gui頭血腫”的故事把眾人引以為恥、諱之不及的“Gui頭”直撥出來，並對這個粗鄙、彆扭的詞語聯結詳加描述，揭示其荒謬性。荒謬在於，眾人虛偽的羞恥心掩飾著帶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惡，這是要體面的知識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奮起自衛、一論再論“Gui頭血腫”、賀老先生縱身跳了樓。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涼之分，但究其實質，於普遍的、無理性的羞恥文化與心理是一個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時代的痔瘡”、“地主老財的屎橛子”，都把屬於人體隱私部位，歷來文學作品一帶而過或多以隱語暗示的東西拿出來示眾。由此，革命時代最荒唐無稽的現象顯露無遺。也正是這樣，原欲的真正意義令人動容：劉老先生被一隻鴨子饞死了，賀老先生腦漿子灑了一地，那杆大槍又粗又長，“這說明他們身上還有很多沒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寫了性、包括Xing愛姿勢與器官，這些描寫兼具寫生的細緻和想象的諧趣。它新鮮、獨特，通常超越了寫實層面，成為人物處境的隱喻。例如：王二在×海鷹床上半跪半坐：“這時候整個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紙花，或者崩開了的松球——從一個底子（王二的屁股）裡，放射出各種東西。他的上身，他的摺疊過的腿，他的蔭毛和###（它們是黑黑的一窩），每一件東西都堅挺不衰。”還有苟歡之後兩個人鬥雞式的坐姿：“這時候她的Ru房在我們倆中間堆積起來，分不清是誰長的了。那東西有點像北京過去城門上的門釘。”比喻選擇的是日常性形象，但從來沒有人可以順手拈來形容性事。在前一個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摺紙花一樣被迫扭曲的精神狀態，剩下的肉身的堅挺顯示了慾望的非理性。而關於兩人對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顯出了這對男女的貌合神離。

王小波用“屎”這個詞彙的次數之多亦屬少見，連帶的還有各類形容性器、排洩物的俚語、俗語、歇後語及穢語（包括英文）。他讓這些通常被視為垃圾的詞彙頻繁出現，發掘出其非常的表現力。這些詞語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許重要內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糞的故事就可以體會了。人們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來如此之多的與屁味、蘿蔔嗝味和屎聯絡在一起，聖與俗的界線被顛覆了。

《我的陰陽兩界》表面上是帶有獵奇色彩的故事，以陽痿病人作敘事者，彷彿要挑逗讀者的窺淫心理。但實際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愛情，不過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個現代智者與情人戲仿世俗的傳奇。病人與醫生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間及他們與環境之間種種誤解和衝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態與正常態的界線遊移混淆、粗鄙與高雅亦互為表裡，需要複雜一點的言說了。

被稱作“黃金時代”或“革命時期”的階段正在一步步變成歷史，它離我們越遠，我們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這個時候，王小波寫出了他的上述小說，把那個時代放在人類理智共同標準的天平上來掂量，掂出其全部無意義背後起支配作用的荒謬邏輯。他以中國作家一貫欠缺的喜劇精神書寫革命時代，這實在有助於我們重建一種健全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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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恥心文化/丁東（1）

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應該算是典型的大陸文學，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首先在香港出版。《黃金時代》由三部相對獨立的中篇小說組成，背景是“文革”時期。那是一個個人無助而政治權力無所不能的年代。作為個人，很難有個人意志和尊嚴可言。指鹿為馬，鹿就是馬。人只有接受這種現實，而無證明自己的可能。談起那個年代，許多過來人都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