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悸，一點兒都不具有解虞之處。但作者卻將這種恐怖化作一種荒謬。他對身外的現實採取了一種全盤承認的態度。既然不能改變，不如依法炮製。被髮落到邊疆農場的醫科大學畢業生陳清揚，僅僅因為是結了婚的女人，“臉不黑而且白，Ru房不下垂而且高聳”，就被輿論汙為“破鞋”。據小說主人公王二看，只有兩個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無姿色，沒了當破鞋的本錢；2、乾脆偷漢，當名副其實的破鞋。王二贊成第二種，總之清白不得！這是一種看透了荒謬，自覺不值得在理性層面上與之較量才產生的心態。這就擺脫了文人的傳統悲劇模式，擺脫了理想和幻想的糾纏。這裡不妨與張賢亮的小說做一對比。《綠化樹》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滅，於是才有結尾踩上紅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裡對愛情還抱有幻想，於是才有主人公與黃香久的“感情的歷程”。在《黃金時代》中，這兩層理想和幻想都沒有，於是小說便形成了一種嘲諷和戲謔的風格。

荒謬的年代培養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遊戲態度。在《黃金時代》裡，王二回憶道：“我記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裡躺著，似乎什麼也沒做。我覺得什麼都與我無關。”這與加繆的《局外人》有同有異。同樣是對荒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採取的是一切與我無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