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分支處和冒出處”）；有關毆打、辱罵、詛咒、排洩、“糞的形象”；有關發落到物質和肉體的底層之後歸於埋葬的新生、棄舊圖新、“正反同體”（毀滅、否定中包含著積極、再生）等等，幾乎也可說概括了王小波小說中的全部精彩段落。最為重要的是，巴赫金同時指出了所有那些表面上看來“亂七八糟”的東西巨大的思想意義：顛倒的行為，詛咒和廢黜一箇舊世界及其中的舊權威和舊的真理的代表者，正是為了促使和預備一個新世界的誕生；把原有的、人們愚昧地奉為圭臬的東西發配至下水道，令其速朽，正是為一個新世紀的到來開闢道路。在那些看似不雅的甚至“有傷風化”的、亂糟糟的場面之中，狂歡、詛咒、再生是同一個詞語，是並行不悖和互相生髮的。“死而再生”、“死而復生”便是這樣的含義。由此我們也才可以解開難免積壓心頭的那個疑團：為什麼出身於嚴謹的知識分子家庭、受過良好的現代科學和學術的訓練、在其為數可觀的隨筆中極力主張理性、求知和文明精神的王小波，何以寫出這種文詞鄙俗、有人稱之“格調不高”的小說？顯然，光是具備某種才華是不夠的，這裡需要的是更高程度的自覺意識，對於歷史和民族命運的深刻自覺。巴赫金對拉伯雷這樣的評價也完全可以用在王小波身上：

“他是最民主的一個。但對我們說來，最主要的是，他同民間源頭的聯絡比其他人更緊密、更本質”；“也是由於這種民間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那樣獨特的‘非文學性’……拉伯雷的形象固有一種特殊的、原則性的和根深蒂固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條主義，任何權威觀念，任何片面的嚴肅性，都不可能同拉伯雷的形象共容，這些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穩定性、一切狹隘的嚴肅性，同思想和世界觀領域裡的一切成規和定論，都是相敵對的。”（重點號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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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歡·詛咒·再生/崔衛平（3）

我無意把王小波說成“中國的拉伯雷”，這其間的區別在後邊我將談到，但如果說我們在王小波的小說中讀到了拉伯雷的偉大身影，那麼只能說歷史有時候“何其相似”，來自民間的精神和力量“何其相似”。在小說中，所有那些民間的立場，衝破成規的革新精神，貶低化和棄舊圖新的努力，最終完成的，是王小波小說呈現的獨特的文體。也就是說，某種眼光貫穿到作品的一切方面，滲透於場景、人物、動作、結構、語言、細節、穿插、隱喻等從區域性到整體的全部形態，從而形成完全是統一的、一致的效果。這是作為小說家王小波的過人之處和取得成功的依據。可以說他富有天才地抵達和完成了一種對中國讀者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狂歡性文體，提供了用現代漢語寫作的狂歡體小說。

“狂歡”作為節日的特點在於：它是從日常時間中逃逸出去的一部分，是對於現存秩序、規範、特權、禁令的暫時擺脫，是消弭一切界限，打破來自觀念的和來自身份、地位、階級關係的各種等級制度。它的方法和力量產生於無所不在的、覆蓋一切的笑聲，“以萬事萬物取笑（包括以參加狂歡節的人們自己取笑），整個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態出現，都被從它的詼諧方面，從它可笑的相對性方面來看待和接受”（巴赫金語）。王小波自己有個非常樸素的表達是：“從反面看一看”。於是他看到和記錄下來的是如同在哈哈鏡中看到的那樣誇張、變形、怪異的東西。我個人認為，王小波獨特的文體，在《時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黃金時代》中已經完全建立和成熟，其中同名為《黃金時代》的那個中篇如橫空出世，在它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全部這種文體的巨大可能性，而《革命時期的愛情》則是資訊量最大、處理得最為完備、完整的一部。現在讓我們就這種狂歡體小說所包含的某些具體元素及其統一化效果稍作觀察。

毆打。如本文開頭提到的革委會主任老魯和豆腐廠青工王二之間的追跑打鬧，即屬於這一類。不過這兩人之間有點虛張聲勢，真正結結實實的拳頭是落在了王二的好友氈巴身上。那是發生在澡堂子裡，王二“精赤條條”，“第一拳打在他右眼眶上，把那隻眼睛打黑了。馬上我就看出一隻眼黑一隻眼白不好看，出於好意又往左眼上打了一拳，把氈巴打得相當好看”。作為狂歡性質的打架鬥毆其嬉鬧的特點在於：饋贈老拳者和接受它的人之間沒有嚴格的是非界限，對於任何遭受損失的後果都不予追究。王二打了氈巴（其中一半是出於美學的動機），氈巴仍是他最好的朋友；並且他因為犯下了這樁貨真價實的“罪行”被關進學習班，在那裡認識了前來幫教他的團支書×海鷹姑娘，從而發生了那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