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青年和落後分子之間不可思議的“革命時期的愛情”。這樣不計後果的毆打具有一種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內，因為短兵相接，甚至具有了一種直接交流和親切的色彩。

辱罵。要說王小波小說中的人物“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在我們兒時所使用的意義上），那是千真萬確的。像商量好了似的，這些年齡、身份、職位不一的男男女女，雖話語不多，但必出言“兇狠”，針針見血。即使是戀愛中的婦女也不甘示弱。李先生的情人線條（後為他的妻子）一口一個“打丫的！”小轉鈴路遇十幾年前的情人，現為大學教師的王二時，就歡呼起來：“是他媽的你！是他媽的你！”（《三十而立》）好像她們就不會好好說話似的。但是誰都不難察覺，在這種極具民間色彩的笑罵背後，別有一種柔情蜜意在。難道要每一位女性表達感情時都要透過福樓拜或好萊塢的明星之口不成？尤其是在這個從日常世界中逃離出去的“快樂的時間”裡。巴赫金指出在辱罵和諸如“你死了吧”這樣的詛咒背後，有著和毆打一樣的死而復生、正反並舉的效果：“辱罵變成讚美”。從另一方面說，在這個特定的時空中，不存在那種十惡不赦、不可寬恕的壞蛋，好人與惡人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因而也沒有那種一定要置人死地的咒罵。一切從嬉戲出發，到嬉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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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歡·詛咒·再生/崔衛平（4）

惡作劇。惡作劇產生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出乎意料，使人落空、顛倒事實、混淆黑白，搞得“烏煙瘴氣”。老魯終於有一次揪住了王二，據王二說他是“早有防備”，被老魯抓在手裡的只是他用白紙畫的一個假領子，王二本人則“如斷尾的壁虎一樣逃走了”。另有一次的的確確被老魯攔腰抱住，他便“直愣愣地倒了下去”，老魯只好組織人馬送他上醫院。上三輪車時，“我硬得像剛從冷庫裡抬出來一樣。剛出了廠門，我就好了，歡蹦亂跳。”王二的這種行跡令老魯大為不滿：“下次王二再沒了氣，不送醫院，直接送火葬場”。生物室主任兼農三乙班班主任王二第一節德育課是這樣開場的：“同學們，男同學和女同學們，也就是男女同學們。我站在這裡，看著大家的眼睛，就像看捷爾仁斯基同志的眼睛，我不敢看……”在我們這一代人幾乎能全文背誦的那部著名影片中，捷爾仁斯基同志的眼睛直逼叛徒的眼睛，這位老師聲稱自己在學生面前嚇得像個“叛徒”。這個玩笑繞來繞去，像一張紙片對摺了好幾次。然而讓人失去判斷，不辨真偽，正是惡作劇所要達到的效果。

怪誕。有評論者努力挖掘王小波的小說中時代、歷史和人性的因素，但這遠遠不能得出結論，王小波的小說是“真實的”或“現實主義的”，它們充其量是一種怪誕現實主義，是怪誕環境中的怪誕人物及其怪誕行為。在瘋狂怪誕的背景（或佈景）之上，人們的言談行為乃至外表若是正常的，那就不可理解了。在王小波的世界中，一個人的生活往往被削減成某個方面，不及其餘；這個人本身甚至被縮減至身體的某個部位，被剝光了衣服作一種肆意的描寫。

狂歡節道具。狂歡節是在特殊的光線之下亮起來的舞臺，這裡，不僅舞臺上的人物不分尊卑貴賤，而且在演員和觀眾之間也沒有明確的區分，每個人都忘我地投入其中。在一片陶醉甚至混沌的氣氛中，若說有什麼制約的、理性的因素，那便是狂歡節道具。其實此時道具的技術含量越高，越合乎科學，便愈增添其狂歡性質。在這方面，理科出身的小說家王小波表現出不同尋常的熱情和耐心，有關打造、發明等技術活動的描寫顯然使他興趣倍增。豆腐廠青工王二小時候熱衷發明各種東西，小至“火藥槍”、“電石燈”，大至“蒸汽機”、“大炮”、“汽油發動機”，所使用的材料僅僅是“廢銅爛鐵”，把家裡弄得像個“垃圾場”。12歲那年，他做了一臺電源，可以發出各種電壓的直流電、交流電，把大批的蜻蜓電死。67年武鬥時，他是一名中學生，但卻作為工程技術員加入了大學生之間的武鬥，發明了一臺百發百中的投石機，裝在自家樓房裡（這座樓的居民都撤到樓下“中立區”去了）。這東西“從前頭看，像法國造的斷頭機，從後面看像臺龍門刨床，有滑軌，有滑塊，最前面還裝了架氣象站偷來的風速儀”。他對這東西“愛得要了命”，以最大的熱忱投身於發現目標、推算距離，風速、拉力、彈道等，不亦樂乎。一度，這樓上還被“鋪設了鐵軌”，這架投石機和它的主人“就能及時趕到任何危機地點”，而且別人也打不著。於是，一幢好端端的建築被改造成了一顆“鐵蒺藜”，“一座20世紀的住宅樓改成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