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專供曬滷用的方池。這些池自七層至十一、二層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滷之處在長蘆、遼寧鹽區叫滷臺。退潮之後，海水流經數個方池。層層套曬。經日光蒸逐漸濃縮為滷，當滷水已形成時。乃放入滷臺，並匯入成鹽的小池，遍撒種鹽以促使其結晶，最後將結晶之鹽掃起即成。如果灘地距海較遠，則掘井汲水曬制。井口直徑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後，曬法同前。由於灘曬方法簡單，製成之鹽成色又好，所以多數地場區採用此種方法，灘曬之數大約為全國產量的二分之一還多。

就質量而言，以灘曬最為堅實、味鹹，釜煎次之，板曬最差，製鹽成本又以灘曬最為節省，每年春秋兩季，如逢天氣晴朗，生產相當順利，場價每斤不過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較高，從四厘到一分不等。

純以質量來說，川鄂所產之鹽無疑要比沿海灘曬的鹽稍差一些，不過不同於對天氣要求非常高的沿海，四川、湖北兩省井鹽無論什麼天氣都能開工，所以，總產量趕超那邊是很輕鬆的事情，預計到後年年底，川鄂一年產鹽總量將會超過兩淮、長蘆兩地之和，大工業的力量面對兩淮、長蘆還在使用的傳統手工作業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只是，若純以成本來競爭，川鄂並不具備價格上的競爭力。因為四川煮鹽需要採購大量的木材，應城則因為機械化程度較高，需要購入大量的煤炭。結果本來機械做工帶來的優勢，又被拉了下去！

鄭萬瞻一邊說，一邊將國內的各處的鹽務情況給他們說了一下，免得周善培、胡瑞霖等兩眼一抹黑。

李漢已經不是第一次過問鹽政了，倒是比其他幾人知道的多不少，他邊走邊問，“咱們川鄂的井鹽已經大量採購機器作業，生產能力已經比之兩淮、長蘆不差多少了，但是我聽聯合鹽業那邊說道，咱們的鹽在跟兩淮的鹽競爭時競爭力不大，這是為什麼？”

“產鹽量上去了並不一定利潤高，更不代表鹽稅高，長蘆和兩淮的鹽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為那裡鹽稅高。”鄭萬瞻笑著解釋，“兩淮鹽稅每年達到1700…1900萬元左右，長蘆也有900餘萬。四川的鹽稅約莫跟粵鹽鹽稅差不多，一年都在400萬到540萬之間，但是咱們湖北自去年十一月截止到現在只有178。24萬元，這裡面固然有軍政府的減稅因素在裡面，更多的原因卻是咱們的鹽只能在省內低價賣，賣不到省外去！”

李漢眉頭一皺，現在川鄂兩省的年產鹽量加在一起約莫49萬噸，已經超過了兩淮擁有了國內第一的產鹽能力了，但是加在一起乘以三才勉強等同於兩淮每年貢獻的鹽稅，這裡面似乎有些解釋不通的地方了！

鹽政自漢以來雖定專賣制，但唐以後徵稅制亦相輔而行。但那時私鹽並不盛行，其原因在於今時灘曬鹽尚未明，煎鹽易於管理。而且直到清初鹽稅較輕，販私利益不大，而罪責極大，無人敢輕易嘗試。鴉片戰爭之後，曬鹽方法盛行，沿海到處都可。太平天國之時，時局動盪，官府鹽倉被焚燬，灶戶與商販直接交易，稅收既然不能在產地向窮苦灶戶徵收，於是就仿效厘金辦法，到一地徵一次稅，過一卡加一次捐。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界愈密，緝私愈嚴，販賣私鹽獲利就愈厚。最終多增一文捐稅即少銷一斤官鹽。而引商有包課之責，不得不重斤夾帶，摻和泥沙，使外國牛馬不食之穢鹽強迫人民以重價購買食。害民若此，而國家收入並未見增。

特別是清末以來，國家入不敷出，又歷經甲午、庚子兩筆鉅額賠款，鹽斤不斷加價，成為鹽稅的主要組成部分，比如長蘆鹽正課每引0。63兩，而加價為4。05兩，平均下來，每百斤在一兩以上，淮南四岸，每百斤高達3。25兩，兩廣鹽稅平均，亦在2。4兩左右。四川因為川鹽濟楚之後便遭到了淮鹽背後利益集團的打壓，導致川鹽只能在附近貧困省份買賣，鹽稅平均1。2兩上下，湖北之前因為不是產鹽省份更是隻有0。27兩，稅賦可謂低廉，故而產量雖高，但是收入卻沒有相應地水漲船高。

除此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鹽商聯手打壓川鄂之鹽。

鄭萬瞻嘆息一口，“川鄂鹽務乃開百年舊制之先河，傳出經略使欲革新鹽務的說法後，各方勢力爭相聯手打壓我川鄂之鹽務，四川我且不提，但只說湖北鹽務吧。經略使可能不知道，國家稅賦容易計算，歷年都有積檔，但規費、報效等，並非中央和地方政府地收入，而是流入私囊，準確數字難於計算。雍正年間曾加以整頓，將查出的規費收歸國有，總數約和正稅相等。以後歷朝都有整頓，但都不能禁止各級官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