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上信仰的，從古到今有幾個呢？

其他宗教在中國的命運和佛教也相差無幾，教中的先知先覺，都淪為世俗利益的保駕護航者了。如來佛祖、玉皇大帝這些仙佛們，受了凡人的香燭，就得做保鏢保佑他們的安全，就得做他們的保護傘讓燒香者逢凶化吉，可憐這些仙神佛聖，世人雖咚咚地向他們叩頭，但在心理上，已經把他們與貪官汙吏歸為一類了，只不過他們要的賄賂比較輕，幾炷香而已，大部分人都供應得起。

第六章　小聰明與大智慧（5）

四、我們民族的大智慧在哪裡？

中國最智慧也最難最神秘的學問恐怕就是關於《易經》的學問了，截止到現在，敢說自己全部弄懂了這部書的人，雖然有，但的確不多。《易經》幾乎可以說就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在任何文化的支流裡，都能看到《易經》的影子，尤其是哲學、醫學、軍事與民俗等方面，《易經》的影響更是深遠、不容小覷。

從古到今對《易經》的解讀從來沒有停止過，哲學家從中解讀出了辯證與變化，軍事家從中解讀出了虛實與用詐，更為奇特的是，外國人萊布尼茨竟從中解讀出了數字的二進位制原理。《易經》奧妙玄秘，其陰陽一體、互生互變的卦理確實給了後世無窮的啟示和想象，老子的《道德經》就明顯受其影響和啟發。

《道德經》中所強調的“上善若水”、“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對我們民族性格的形成，其作用是巨大的。漢民族強大的同化功能，漢民族屢遇兇險困厄，卻總是頑強地生存了下來，這不能不說是受益《道德經》給予我們的智慧。《道德經》將禍福相依、矛盾互變的至理髮揮得淋漓盡致，可以說將宇宙與人生的大規律揭示了出來，將此二書，特別是後者稱作中華民族的大智慧，毫不為過。

在《道德經》裡，老子非常反感以聰明為手段治理國家，他認為“聰明”是國家民族的禍根，他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兒所謂的“智”，明顯是指權術一類的東西，因為這類東西在傳統上一直被當做“智慧”和“聰明”。

但是道家只在漢初略試鋒芒，促成了漢初的“文景之治”後，就被漢武帝罷黜了，在唐代一度復出後，從此就徹底退出了官方的意識形態，只在民間發生影響。於是用“智”治國，耍手段、耍聰明，想方設法地欺詐糊弄百姓，就成為官場的通病了，而老子的“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終於愈演愈烈，因為老百姓的聰明思維已被充分調動起來了。

墨家的學說主張兼愛無差等、尚同尚賢，認為天下人都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兄弟都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更讓人驚駭的是，在那個時候墨子就提出了天子應該由選舉產生的觀點：“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　（《墨子·尚同上》）與此同時，墨子認為官吏也應該選舉產生。用今天的眼光看，墨家學說中包含的大智慧是無可置疑的，但墨家學說不符合統治者的胃口，因此，它在春秋戰國鼎盛一時之後，隨著秦朝的一統，很快就淹沒在法家的實用權術之中了。

儒家學說注重實用，這一點對漢民族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孔夫子的一句“學以致用”，讓各種各樣的大智慧，包括儒家自己的學說，都淪為世俗實用賺錢的工具。奧妙玄秘的《易經》被用來看風水、算卦，甚至用它來給人起名字，能賺錢就行；博大淵深的《道德經》，被演化成了道教，那些老道士口中念著“道可道，非常道”，手拿一柄木劍，給人捉妖殺鬼；即便是儒家傳人，比如漢代的董仲舒，也發展出了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用來祈雨、預言災禍。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論從哪個角度講，對中華民族也是一個大損失，講究實用的儒學，不管有多少真知灼見，但只是“講究實用”這一點，就使其失去了成為大智慧的資格。大智慧只是陶冶民族性格、錘鍊民族筋骨的，它並不能有具體的用途。就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管包含了多少智慧，但它不是具體技術，無法應用到製造某種高科技產品上一樣。

大智慧看起來是些大而無當的空話，空頭大理論，不實在，但這正是大智慧之所以為大智慧的原因。老子說得好：“卅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大而空，這正是大智慧的用處。雖然它不能被當做具體技術實際應用，但它能開闊民族的視野，讓民族的心室空靈，眼光看得極大，看得極遠，從此胸襟開闊，目標遠大。而一味地強調實用，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