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和其他國家也很普遍（雖然比例不高），從而下結論說產權安排不重要。這個基於某一時間點的狀況而下的

結論，只講到了橫切面的現象，顯然忽視了非常重要的歷史背景，結論似是而非。

第一，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忽視了在過去20多年裡，世界上遍佈於亞、非、歐、美各洲的120多個不同國家，從20世紀80

年代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比如說他談到的奧地利，現在國家持股14。81％，但這並沒講出過去二十幾年奧地利對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奧地利在二戰期間被德國吞併，1945年二戰結束後，德國在奧地利建設的軍工廠、銀行、基礎設施都被奧地利沒

收，德國留下來的這些資產就成了奧地利的國有企業基礎，使奧地利從此有較高的國有經濟成分，1951年時其國企產出佔比約22％

。到了1985年，奧地利的國有企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那一年的虧損超過了1946~1984年間國有企業所有的紅利總和。

從而引出爭論，是否還要國有？1987年奧地利嘗試民營化，1993年議會透過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為主要方針，透過上市、MBO

等方式套現。過去二十幾年，從撒切爾夫人和里根開始，世界範圍出現全面的私有化運動。首先是英國於1982年的私有化，隨後19

85年有義大利和馬來西亞，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內的4個國家，1987年有兩個國家，1988年和1989年分別有9個和1

0個國家開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時有13個國家開始私有化，等等。如果產權不相關，為什麼過去這些年裡有120多個國家要

進行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難道它們都是拍腦袋拍出來的？這說明產權無關的結論並沒有歷史根據，更沒考慮到過去20多年全球私

有化的大趨勢。

第二，儘管今天還有不少國家對企業持股，但是歷史上有哪個大國的長久興盛是靠國有經濟起來的？今天最強大的國家都是靠私

營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唐宋明時期也不是靠國有經濟。蘇聯當年靠國有經濟發展軍工，輝煌了短短二十幾年之後走向衰

落。中國過去二十幾年的經濟增長不是靠“越來越國有”，恰恰相反，正是透過一系列的產權改革使中國經濟“越來越民營”，讓越來越

多的潛能釋放出來，才使中國經濟越來越興旺。這些經歷不正是證明了“產權不但有關，而且非常有關”嗎？

討論“國營”“民營”問題當然不是什麼新問題。那麼，“國營”是怎麼來的？“國營”是天經地義的自然狀態，還是一種非自

然的狀態？看清楚這些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場關於產權的討論，也可以幫助我們吸取歷史的教訓。我們不能忘記，當年的國有化是一

場財產強行再分配的過程，而今天的“國退民進”也必然是一件艱難的財產再分配過程，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看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不管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民營”不僅天經地義，而且是自古人類最自然

的謀生方式，“花自己的錢才心疼”是再自然不過的黃金定律。而“國營”才是後來物，說得不好聽一點，那才是過去100多年裡“拍

腦袋拍出來”的，等於是拿中國還有世界許多國家做了一場大試驗，讓那麼多家庭和個人以自己的遭遇去為試驗埋單，先是從民營到國營

，然後又要遭遇從國營到民營的折騰。

“國營”在中國至少可追溯到11世紀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在王的倡導下由國家直接經營糧、茶、鹽、牛馬交易等商業活動

，使政府成為直接的創業者和經營者。但是，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次試驗只有十幾年。到了近代鴉片戰爭之後，“國營”理念在“富國強

兵”的洋務運動中重新出臺。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資建立的“江南製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務運動期間，人們對純粹的“國營”

或“官辦”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懷在19世紀70年代論及煤鐵礦務、航運企業的建立時稱，此等企業“責之官辦，而官不能積久

無弊”，“若非商為經營，無以持久”。可是，洋務派一方面面對西方炮艦、洋行經營勢力的挑戰；另一方面中國當時又缺乏規模融資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