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之間變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論，這是應該祝賀的，但這卻不能成為欺壓別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個字從朝夕相處的同學嘴裡逼出來，你又於心何忍。我這樣說，並不等於假如當年我是紅五類的話，就不會去幹欺壓別人的事。事實上一筐爛桃裡挑不出幾個好的來，我也不比別人好。當年我們十四五歲，這就是說，從出世到十四歲，我們沒學到什麼好。

我在北方一個村裡插隊時（當時我是二十二歲），看到村裡有幾個陰鬱的年輕人，穿著比較乾淨，工作也比較勤奮，就想和他們結交。但是村裡人勸我別這麼做，因為他們是地主。農村的情況和城裡不一樣，出身是什麼，成分也是什麼。故而地主的兒子是地主，地主的孫子也是地主，子子孫孫不能改變。因為這個原因，地主的兒子總是找不到老婆。我們村裡的男地主（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曾經擁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給了貧下中農以求子女能改變成分。我在村裡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種得比較好，房子蓋得也比較好。這是因為他們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濟。據說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學習成績總是比貧下中農出色，因為他們除了升學離開農村外，別無出路。這一點說來不足為奇，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在商業方面也總是比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裡，升學又不憑學習成績，所以黑五類就變得絕無希望。我所見到的地主就是這樣的。假如我宣揚我的所見所聞，就有可能遇到遇羅克先生的遭遇——被槍斃掉，所以我沒有宣揚它。現在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地主富農這些成分了，一律改稱社員。這樣當然是好多了。

到了我考大學那一年（當時我已經二十六歲），有一天從教育部門口經過，看到有一些年輕人在請願。當時雖然上大學不大看出身了，但還是有些出身壞到家的人，雖然本人成績很好，也上不了大學。後來這些人經過鬥爭，終於進了大學。其中有一位還成了我的同班同學。這位同學的出身其實並不壞，父母都是共產黨的老幹部。他母親在“文革”裡不堪凌辱，自殺了。從黨的立場來看，我的同學應當得到同情和優待，但是沒有。人家說，他母親為什麼死還沒有查清。等到查清了（這已是大學快畢業的事了），他得到一筆撫卹金，也就是幾百塊錢吧，據我所知，我的同學並不為此感激涕零。

以上所述，就是我對出身、血統這件事的零碎回憶。也許有助於說明“血統”是怎樣的一回事。總起來說，我以為人生在世應當努力，應該善良，而血統這種說法對於培養這些優良品質毫無幫助。除此之外，血統這件事還特別的荒唐。但是現實，尤其是歷史，與我怎樣想毫無關係。因此就有了這樣的事：在“文化革命”裡，艾君這樣一個正在上小學的女孩子，她的命運和她的外祖父——一位國民革命的元勳（但是這一點在當時頗有爭議），她的父親——一位前國民黨軍隊的炮兵軍官，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了。這本書就在講這些事——艾君當時是怎樣一個人，她的外祖父，她的父母又是怎樣的人。拿破崙曾說：世間各種書中，我獨愛以血寫成者。假如你是拿破崙這樣的讀者，就會喜歡這本書。

《血統》，艾曉明著，1994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關於“媚雅”

前不久在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談到有關“媚俗”與“媚雅”的問題。作者認為，米蘭&#8226；昆德拉用出來一個詞兒，叫做“媚俗”，是指藝術家為了取悅大眾，放棄了藝術的格調。他還說，我們國內有些小玩鬧造出個新詞“媚雅”，簡直不知是什麼意思。這個詞的意思我倒知道，是指大眾受到某些人的蠱惑或者誤導，一味追求藝術的格調，也不問問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在這方面我有些經驗，都與欣賞音樂有關。高雅音樂格調很高，大概沒有疑問。我自己在音樂方面品味很低，鄉村音樂還能聽得住，再高就受不了。

大約十年前，我在美國，有一次到波士頓去看個朋友。當時正是盛夏，為了躲塞車，我天不亮就駕車出發，天傍黑時到，找到了朋友，此時他正要出門。他說，離他家不遠有個教堂，每晚裡面都有免費的高雅音樂會，讓我陪他去聽。說實在的，我不想去，就推託道：聽高雅音樂要西裝革履、正襟危坐，我開了一天的車，疲憊不堪，就算了吧。但是他說，這個音樂會比較隨便，屬大學音樂系師生排演的性質，你進去以後只要不打瞌睡、不中途退場就可。我就去了，到了門口才知道是演奏布魯克納的兩首交響曲。我的朋友還拉我在第一排正中就座，聽這兩首曲子——在這裡坐著，連打呵欠的機會都沒有了。我覺得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