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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後一種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時，心裡也愛祖國、愛上帝，等等。但是此時此地，他覺得愛女主角最為急迫，於是說，我愛你，並且開始帶有性愛意味的身體接觸。不言而喻，這種格調甚為低下。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只在於有無經過格調方面的加權運算，這種運算本身就極複雜，導致的行為就更加複雜。後一種方式沒有這個步驟，顯得特別簡捷，用現時流行的一個名詞，就是較為“直露”。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愛對方為契機，把祖國人民等等——一愛到，得到了最高的總格調。而後者徑直去愛對方，故而損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總格調。

說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調要受到某種制約。“文革”裡有一類作品只顧提升格調，結果產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厭。因為這個緣故，領導上也說，要做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作品裡假如只有格調，就不成個東西。這就是說，格調不是評價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另外那種東西和格調是個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孟子肯定會這麼回答：藝術與格調，猶色與禮也。作品裡的藝術性，或則按事急從權的原則，最低限度地出現；或則按得到最高格調的原則，合理地搭配。比如說，徑直去寫男女之愛，得分為一，搭配成革命的愛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麼說，最後總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遊戲。一個得分遊戲不管多麼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麼意思。假如我要寫什麼，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

現在可以談談為什麼別人說我的作品格調低——這是因為其中寫到了性。因為書中人物不是按順序幹完了格調高的事才來幹這件格調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評論界沒有按禮與色一百比一的比例來算它的格調，所以在真正的文學圈子裡對它的評價不低，在海外還得過獎。假如說，這些人數學不好，不會算格調，我是不能承認的。不說別人，我自己的數學相當好，任何一種格調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寫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這些追求在格調之外。除此之外，我還懷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調分，除了使別人詫異之外，沒有實際的用處。

坦白地說，我對色情文學的歷史有一點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爭氣的傢伙寫些丫丫烏的黃色東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學都是出在“格調最高”的時代。這是因為食色性也，只要還沒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調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說，作者可以說有相當的文學素質；再比方說，“文化革命”裡流傳的手抄小說，作者的素質在當時也算不錯。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我認為目前自己尚寫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學，也許是因為對環境感覺魯鈍。前些時候我國的一位知名作者寫了《廢都》，我還沒有看。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但願它不是的，否則就有說明意義了。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和“文革”時的中國人一樣，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麼不承認有這麼回事，要麼除此什麼都不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會兩樣全佔。這是因為這個社會里有這樣一種格調，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則事急從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有平常心。作為作者，我知道怎麼把作品寫得格調極高，但是不肯寫。對於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調。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4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關於幽閉型小說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面對著年輕的女人，只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幹那，一刻也不能得閒，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里的女人都得這麼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