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已明白，押解意味著死亡。猶太區的猶太政治領袖們，牢記了這點，消除了分歧。團結一致，武裝抵抗押走猶太人之舉。這使希姆萊目瞪口呆，遂下令全面消滅華沙猶太區。１９４３年４月９日凌晨３時，２０００多名武裝黨衛軍的步兵，在坦克、火焰噴射器和爆破隊的配合下，向華沙猶太區發動了進攻。他們原以為會迅速取勝，卻不料遭到頑強抵抗。猶太戰士共約１５００人，使用的武器是長期偷運進該區的：計有數架輕機槍，許多手榴彈，１００只左右步槍和卡賓槍，數百隻手槍和左輪，還有莫洛托夫雞尾酒。希姆萊原以為３天便可結束戰鬥，但至當日傍晚，他的人馬不得不撤退。這場單方面的戰鬥日復一日地繼續著，令黨衛軍指揮官雨爾根·施特羅普將軍狼狽不堪。他不明白的是，“這些廢物和劣等人”為何不放棄這一眼看已無望的事業。他報告說，開始時，他的手下雖然抓獲了“相當數量生來就是懦夫的猶太人”但事情已越來越難。“由２０至３０個男人組成的新的戰鬥小組，在同樣數量的女人的配合下，不斷掀起新的抵抗。”

他注意到，婦女的舉動尤使人為難——她們常把藏在她們的燈籠褲裡的手榴彈甩了出來。

在遭挫折的第五天，希姆萊下令“用最嚴厲的手段和最兇殘的辦法”將猶太區夷為平地。施特羅普於是便決定把整個猶太區變為火海——一幢幢房子被燒。他報告說，房子雖然起火，裡邊的猶太人卻堅持到最後一刻，然後才縱身從樓上跳下。“骨頭摔碎了，他們仍力圖爬到街道另一邊未著火的樓房裡去……猶太人和土匪們冒著活活燒死的危險，爬行在烈焰中，而不願被我們生俘。”

守衛者們以不朽的英雄氣概，戰鬥了兩三個星期，由於彈盡糧絕，最後不得不躲進下水道。５月１５日，猶太人殘存的抵抗據點已寥寥無幾，槍聲也稀疏下來。次日，施特羅普將軍下令炸燬位於華沙市內“雅利安人”區的特羅麥基猶太教堂，以慶祝此次戰鬥的結束。在剛好４個星期的時間裡，一支小小的猶太軍，抗擊了數量上佔優勢、裝備又精良的德軍，打到最後一兵一卒。被俘的５．６萬多人中，７０００人被當場槍斃；２．２萬人被送至特萊勃林卡和盧布林；其餘則被送進勞工營。德軍的官方傷亡數字——顯然已被縮到最小——是死１６人、傷８５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擊了希特勒之“猶太人是懦夫”的觀念。

（２）那年６月上旬，教皇庇護十二世就滅絕猶太人問題，秘密地向“紅衣主教神聖學院”發表講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向有關當局要講的每個字，以及我們要做的一切公開講話”在解釋他如何不願意公開進行譴責的原因時說，“都必須根據受害者的利益，仔細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與願違，使他們的處境更加困難。”

但，他未說出口的是為何要小心從事的另一個原因，他認為布林什維主義要比納粹危險得多。

羅馬教皇教座的處境是可悲可嘆的。這一講話卻成了無意的傷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會所拯救的猶太人，比其他任何教會、宗教機關和拯救組織所拯救的之和還多。眼下，在教堂內，在修道院裡，甚至在梵蒂岡城內，還藏著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盟國的記錄要可憐得多。英美兩國，儘管大唱高調，卻未採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動，只對少數幾個受害的猶太人進行庇護。那年簽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共同簽署——將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慘重程度依次排列為：波蘭人、義大利人、法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挪威人、蘇聯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猶太人竟未提及（這是美國戰爭情報處立下的政策）對此，世界猶太人委員會進行了強烈抗議，結果卻無濟於事。將波蘭猶太人隨隨便便地算成波蘭人，如此等等，在“三巨頭”對納粹恐怖主義的總分類中，“最終解決”便石沉大海了。

丹麥人之正義感和勇氣，與“三巨頭”遲遲不敢面對有計劃有步驟地滅絕猶太人的事件這一事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們雖受德國人的佔領；卻毅然將國內６５００名猶太人幾乎全部運到瑞典。還有希特勒的盟友芬蘭人，他們“拯救”了國內４０００名猶太人（只有４人未倖免於難）還有德國的另一個盟友日本人，他們為報答在日俄戰爭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猶太人開的昆—勞埃伯公司給予日本的資助，在滿洲為５０００名流離失所的歐洲猶太人提供庇護所。

然而，為阻止在“東方”發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僅３４歲的德國人了。他是希姆萊的律師，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鐵路管理員。從學生時代起，摩根就沉溺於法律倫理學，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