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許編造故事。”就這樣我倆吵翻了。後來我很生氣，跟他說：“你給我出去。”蕭孟能就跟他走了。從那以後他就不斷地攻擊我，不過我也從來沒有回應過。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跟他見面了。

1970年我到匹茲堡大學本來是去做訪問教授。後來因為臺北的政治空氣比較糟，一些前輩老師就跟我說：“你不要回來，回來之後會有麻煩。”當時臺大的哲學系已經被當局搞垮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歷史系，但是我不回去他們又無從下手。就這樣，我就呆在匹茲堡大學沒有回去，歷史系也得以儲存了元氣。我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

側記：

能把嚴謹的學術著作寫得好看的，非大學者不能為。因為只有大學者既能夠鑽進去，又能夠跳出來，所以寫出東西來才能舉重若輕、深入淺出。許倬雲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最近出版的《從歷史看管理》就是極好的一個例子。

用許倬雲自己的話說，他的日子“不好過”。因為身體上先天性的殘障，不能去正常地去讀書，十幾歲的年紀，一個人到松林去獨對一片晴天思考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從那時起就學會了“耐住寂寞，往裡想，不往外認”。但許倬雲的幸運是從小家庭沒有因此對他多加照顧或者加以冷落，後來進入中學之後也是如此，後來又為此結到眾多“機緣”，得到諸多名師的指點。各種機緣組合在一起，終於造就了今天的許倬雲。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些障礙，有些人是身體上的障礙，有些人是心理障礙，有人是精神障礙，有些人則是道德障礙。除了個人生活上的不易，與看不見的障礙相比，看得見的障礙無疑顯得無足輕重。許倬雲身體上的障礙在平常人看來無疑是種不幸，但是對許倬雲來說，不幸中的大幸是身體上的障礙沒能束縛住他，反而成就了今天的許倬雲。今天的許倬雲，在學術上，在人生途中，沒有任何障礙。這樣說也許有點誇張，但是我願作如是想，算是對許倬雲先生的祝福。

巫寧坤：與菲茨傑拉德有緣（1）

巫寧坤

巫寧坤，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1920年生於江蘇揚州。1939至1941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師從沈從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師的翻譯，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1951年放棄博士學位回國任教。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2年“保外就醫”。1979年回京。1991年定居美國。翻譯作品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德萊塞短篇小說選》、《白求恩傳》等，著有英文回憶錄A　Single　Tear（《一滴淚》）。

口述：巫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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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聯大英文系讀書。讀了兩年之後，飛虎隊來到了中國，我就去當翻譯了。這是我最早的翻譯生涯，當時口譯筆譯都做。那時的翻譯，相當於秘書的工作：用英文起草信件，或者把英文的檔案翻譯成中文，把中文的檔案翻譯成英文。當時我們那一撥人是美國軍中第一期的翻譯。我在當時的翻譯中是年齡最小的，但是後來卻是最臭名昭著的，因為後來我做了王叔銘的翻譯。王叔銘當時是和陳納德直接聯絡的，陳納德的辦公室離我們的辦公室只有幾米遠。我在昆明當學生的時候也曾經翻譯過一些小詩。當時羅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報》編一個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歡我的東西，她說：“寧坤來的東西，我什麼都登。”但是我那時候很羨慕別人，已經有人在翻譯契科夫的短篇小說了，還有汪曾祺的散文，他們都是我的同班同學。尤其是汪曾祺，跟我上下鋪，他對於語言的敏感對我們那幫同學都有影響，當時去看沈從文我們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頭來。我們在西南聯大的教育不是課堂上的，課堂上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跑警報了，主要的時間都是在自己看書。我們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總是拿幾本書給我們回去看。我們對於英美文學、古典文學的知識，都是這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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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正式搞翻譯還是在回國之後，中間還搞了一陣檔案翻譯，因為當時能搞翻譯的人還不多，尤其是中譯英的。1952年，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我被叫去做翻譯。後來1956年召開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篩選了一次，又被叫了去，同時又請了一些更老的翻譯家，包括錢鍾書先生。我當時也沒有覺得錢先生是什麼大人物，我們一樣坐公車去上班，我、他，還有佐良在一個辦公室裡一起搞翻譯。

回國之後，我先是在巴金和蕭珊的推薦下翻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