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說：“你好好讀歷史系，將來你到史語所來幫我。”他老人家的樣子，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我學歷史，要說受了誰的影響，那就是他老人家。慚愧的是我學的歷史駁雜的很，對什麼都感覺很有趣，但不太專心。研究歷史，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我就可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了。

在芝加哥大學亦復如此，所以現在我都很難說我在芝加哥大學讀的什麼系。比方說我讀宗教學，但是並不拿學分，而且選讀宗教學的只有我一個學生，我爬到三樓去聽老師上課。中間我因為身體的原因在醫院裡開刀，教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帶去書，一邊講，一邊討論。芝加哥大學是韋伯理論的接受者和大本營，我到那裡的時候，韋伯理論剛剛傳到那裡不太久。我在那裡讀社會學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文官制度，因為這是韋伯理論大的系統中的一環，我的指導老師Blau先生所從事的就是中國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時候我就開始注意到韋伯談到的官僚和中國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別。因為開刀，因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師們特別的照顧，得到別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機緣，這些是我一生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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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到了史語所工作。其實在這之前的1953年我就進了史語所，但是因為臺大開辦了第一個研究所，我就撤回了史語所的工作，回學校讀研究生了。我是臺大的第一個研究生，一直讀到1957年。我到臺大讀研究生的原因，還有一點就是讀研究生有獎學金，獎學金比我在史語所做助理員的工資還要多50塊錢，而且不用幹什麼活，只要好好唸書就可以了。臺灣的研究生教育跟內地不太一樣，內地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但在臺灣是由一個由三到五個人組成的學術指導委員會共同負責一個學生。這樣就給我一個相當大的刺激，因為當時指導我的幾個老師的治學思路、方法都不一樣，他們在那裡各自講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當時我思考的不是事實，是思路。

許倬雲：平生所學 未負師友（3）

後來1962年我正式到史語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間還在我的母校教書，兩份聘書，一份工資。後來在1964年又開始擔任臺大歷史系的系主任，這時候開始管一些瑣碎的雜務。當時臺大的校長是錢思亮，他老人家因為我是本校的學生，所以總是給我指派做不同的事情，從來沒有讓我閒過。現在想起來，那幾年忙得發昏。但是這樣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我能夠從過去那種單純的書齋生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更大的視野。當時還有一個讓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給中研院辦“洋務”，人來客往，各種合作專案都是我在　“幫忙辦”。當時中研院的院長是王雪艇先生，胡適之先生故去之後，王先生本來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經驗，所以被選為院長。我跟王先生的關係，不單單是研究員和院長的關係，而且我輔助他做了很多國際學術上的交流活動。雖然這浪費了我很多時間，但是也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王先生是個大學者，國際法的專家。三十歲左右的時候創辦了武漢大學，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學。後來他在國民黨政府工作，做過外交部長。當時為了抗日，跟蘇聯建交，犧牲了外蒙，他的心情很複雜，但心裡其實明白得很，他說：“外蒙按照國際法是否該隸屬中國是可以討論的，但是既然算是國家領土，要由我來割掉它我很難過。可是為了國家，與其別人擔這個罪過不如由我擔。”所以李敖謾罵他很不應該。到了臺灣之後他做了蔣介石的秘書長，許多事他都會對蔣介石說：“不能這樣做。”他給蔣介石寫的一些報告，蔣介石不批准，撕了，他就撿起來用糨糊粘好，再送。很多人對王先生有誤解，以為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在中研院期間還不斷寫文章跟國民黨戰鬥，並且對抗他們對於文化的圍剿，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和王先生的交往。中間還有一件事就是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她本來是我的學生，她畢業後的第三年我們開始來往，後來很快就結婚了。這都是在那八年中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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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臺大讀書的時候就是個很自負的學生，他的老師姚從吾先生很縱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時候，他正在讀研究生，李敖很聰明，但是他不守規矩。對於這個，我對他也不假以辭色。我跟他的第一次嚴重的衝突是他在《文星》上寫文章說老先生們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師們的一些事情完全出於他的編造。之後他跟《文星》的蕭孟能老闆還有餘光中先生到我那裡去，我就給他矯正，我跟他說：“我們學歷史別的沒有什麼，但是基本的行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