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初中都沒有讀過。忽然在1945年猛一頭栽到正常的中學裡去，很不適應，雖然國文和歷史的底子打得不錯，但是英語、化學、物理都沒有底子。學校對我也很寬容，國文和歷史兩門課給我的自由度很大，可以讓我自己看書。還有我們下了學之後，五六個同學組成一組，哪個同學哪個科目特別好，就幫其他同學輔導，互相幫忙。這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們那時4點半下課，然後就在一起學習，不到6點我們都不回家。當時那些非常好的同學，我們到現在還保持著聯絡，前年和去年還進行聚會，不過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還有半年就高中畢業，那時中國的局勢變得非常動盪。作為難民學生，我讀了三個月的高三下，那三個月沒有讀到什麼書。第一是生活不安定，二是當時我讀的那個學校跟我原來讀書的輔仁中學沒法比。我的父親一直在國民政府工作，當時雖然已經退休，但是在當地有一定的威望。父親知道他在無錫留下來絕對不可能，準給幹掉。恰好我當時有個姐姐在臺北，所以全家的兄弟姐妹從四面八方趕到臺灣去了，我也跟隨父母在那時到了臺灣。臺灣本來只有三百六十萬人口，突然增加了一百五十萬。所以剛過去的時候條件非常艱苦，在臺灣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餓肚子。但是當時我們心裡支撐自己的信念就是為了自己的自由。但是在自由和民族之間做出選擇是困難的，經歷了抗戰的那一代人對於民族看得很重，中國這兩個字在他們的心裡是神聖的。在當時的情況下，臺灣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還是中國的地方，還有中華兩個字的國號，雖然在蔣家統治下也沒有多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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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學教育是在臺灣大學完成的，最初讀的是外語系，第二年轉入歷史系。本科畢業之後在本校第一次辦的文科研究所讀的碩士，然後又到美國去讀書。這就是我大概的求學生涯，其中最重要的時期就是我在臺灣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些從國內撤到臺灣去的北大、清華、中央大學的大教授集中在臺大任教。當時臺大的校長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臺大的。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幸運的機緣：當時臺大學生人數少，好的老師很多，這樣讓我可以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這樣的背景讓我日後的歷史研究跟其他的同行不太一樣：我關懷的範圍很寬，不單單在歷史一行之內，而是同時兼跨了幾個門道——比如說，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等。我後來出國到芝加哥大學去，芝加哥大學也是很奇怪的學府，她不大在意你讀什麼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計。在那裡，我選課的範圍也比較寬，包括經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等。這讓我跟別的同行比起來在專精程度上感到很慚愧，要說終身做的比較集中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古史。　。　想看書來

許倬雲：平生所學 未負師友（2）

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跟臺大那些老先生們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我在臺大的時候，跟李濟先生學的考古學，跟李宗侗玄伯先生讀的是古代社會，跟董彥堂作賓先生學的是商周的甲骨文……當時我跟這些老師的聯絡相當密切，不單單可以在課堂上承教，還可以到他們的研究室隨時請教，有些不願意出門的老先生，就讓我們到他們家去討論問題。因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個三輪車讓人把我推過去。他講的古代社會不是講中國古代社會，而是把希臘羅馬的古代社會跟中國古代社會串通在一起講，師生倆一起上課，根本沒有上下課的概念。我跟董作賓先生讀書，一對一，也沒有上下課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麼是下課時間，一講一個下午，餓了，買幾個包子，一個人一半。到了他講不來的課，他就找朋友來教我，比如說年曆學，教到後來他說他講不來了，就找了一個朋友教我。這些大概都是現代的大學生很難碰到的。

對我一生學科選擇影響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我的中學是在無錫讀的，無錫的學術氣氛很好。我所在的輔仁中學，規模不大，但是師生之間的關係很融洽，除了上課，老師們經常會讓我們看很多課外的東西，在那時我對於歷史就比較感興趣。到臺大之後，我本來考進的是外語系。但是不到兩三週，傅斯年校長找到了我，因為我的入學考卷給他的印象很深。考卷的內容不好意思說，數學是滿分，國文卷子和歷史卷子被閱卷老師直接推薦到傅校長那裡，所以他對我有印象，找到我之後傅校長直截了當地跟我說：“你應該讀歷史系。”我在臺大上到二年級沒有多久，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