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禪宗否認語言的指義性，“說似一物即不中”。善昭則認為，禪師以文字示禪，學人可透過文字語言來獲得解悟。文字語言成了禪可“示”可“悟”的中介。參究古人公案，等於悟解禪的真諦。善昭的這種主張，代表了中國禪宗演變的又一個方向，從此，參禪變成了名符其實的“參玄”，追求對禪境的直觀體驗，變成了追求對含“玄”語錄的參究。於是，對語言的運用和理解，成了禪僧修行的頭等大事。在這種風氣下，善昭作了大量的頌古。善昭首創頌古，不但是他對宋代禪學所作的最大貢獻，也是他對宋代文學作出的最大貢獻。其《頌古百則》中，不乏寫得較為成功的作品：

秘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俱不薦，失卻真杈捉妄杈。　第１１則

道吾忽爾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真真是佛，藥山為破句中疑。狂風才起香林動，正是波中拾礫時。第１９則

野鴨飛空卻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才扭綱宗道可增。　第２７則

庭前柏樹地中生，不假犁牛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　第５３則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第９５則

第１１則頌秘魔擎杈。五臺山秘魔和尚，常持一杈，每見僧來，即杈頸喝問：　“哪個魔魅教汝出家？哪個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人很少能對答得上。霍山通和尚來訪，才見便將杈攛入懷裡，說：　“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五燈》卷４《秘魔》。秘魔擎杈，目的是為了粉碎學人的疑情妄念，無論“道得”“道不得”，都要向杈下死，秘魔用心可謂苦切，一似當年黃檗為使臨濟開悟三度拳打的苦切之心。其逼拶學人“速道，速道”，間不容髮，也是臨濟家風。但參學者不能領會其意。像通和尚，反而賣弄捉住木杈的小聰明，殊不知失卻了“真杈”。秘魔的“真杈”，即是佛魔俱掃的自性之杈，無形無相，如同一柄金剛寶劍，傍者即喪身失命，又怎麼能夠　“捉”得？頌古表明了作者對秘魔擎杈公案的獨特理解，雖然用直陳的方式，仍非表露無餘。學人在秘魔擎杈公案中應該“薦”個什麼，什麼是“真杈”，頌古均沒有說明，而是留給讀者去省悟。

第１９則頌藥山與道吾的禪機。藥山書“佛”字，問道吾宗智“是甚麼字”，道吾說：“佛字。”藥山叱道：“多口阿師！”《祖堂集》卷４《惟儼》　前二句隱括公案，乍讀之下，筆調稍嫌平緩，特別是“忽爾”二字，似乎是為了湊足字數的冗筆。但三四句文意陡振，轉入對公案意旨的抉發之上。藥山寫“佛”　字問道吾，旨在使他超越名相的表象，直契佛心，並不期望道吾回答具體是什麼字，否則豈不成了無聊的遊戲。道吾尋言逐句作答，如同狂風乍起，吹動香林。但道吾作為藥山的高足，怎能如此不明白師父苦心？他的見解決不至於如此之低。問題就出在“忽爾”上：他恰恰是在回答的那一瞬間疏忽大意了！參禪求悟，如雞抱卵，不能有片刻的放逸。道吾回答之時的心境怎樣，全視應機的情境而定。如果當時沒有“忽爾”，道個“佛”字也未嘗不是高深的禪機，可以看作是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感悟。但問題就在於道吾回答藥山時的心境是“忽爾”，而藥山能洞知其“忽爾”，這自然是從弟子的神態、語調或動作等極不易為人覺知的細微之處覺察到的。可見“忽爾”二字在詩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成了詩眼。藥山察覺到道吾的“忽爾”，遂驀地截斷，猶如驀拽鼻繩，將牛頭拽轉過來。這種機法，一似波中拾礫，將道吾意念中的渣滓悉行除去。此詩用《楞嚴經》典，不著痕跡。《楞嚴經》卷５載，月光童子“嘗為比丘，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定，身質如初”。

第２７則頌野鴨子公案。馬祖與百丈山行，見野鴨飛過。馬祖問：“是什麼？”　百丈答：“野鴨子。”馬祖問：“甚麼處去？”百丈說：“飛過去了。”馬祖於是扭住百丈鼻頭，百丈痛得大叫。馬祖說：“何曾飛去？”《五燈》卷３《懷海》野鴨飛空的發問屬於現量，因此百丈答“野鴨”是正確的。但馬祖再問飛往何處，卻不再是指野鴨，而是問心到何處。百丈只把野鴨當作野鴨來認識，所以粘皮著骨地回答“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