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的幼年，從失去母親、失去姐姐以來，他從來沒有聽到過一句友好的話，也從未見過一次和善的面目。由痛苦到痛苦，他慢慢得出了一種結論：人生即戰爭，並且在這場戰爭裡，他是一個失敗者。他除了仇恨以外沒有其他武器。於是他下定決心，要在監牢裡磨練他的這種武器，並帶著它出獄。

有些愚昧的教士在土倫辦了一所囚犯學校，把一些必要的課程教給那些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個。他四十歲進學校，學習了讀，寫，算。他感到提高他的知識，也就是加強他的仇恨。在某種情況下，教育和智力都是可以起助惡的作用的。

有件事說來很可惜，他在審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會以後，他接著下來又審判創造社會的上帝。他也給上帝定了罪。

在那十九年的苦刑和奴役中，這個人的心是一面上升了，一面也墮落了。他一面醒悟，一面糊塗。我們已經知道，冉阿讓並不是一個本性惡劣的人。初進監牢時他還是個好人。他在監牢裡判了社會的罪後覺得自己的心狠起來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後他覺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們在這裡必須得仔細想想。人的性情真能那樣徹徹底底完全改變嗎？人由上帝創造，生而性善，能透過人力使他變得性惡嗎？靈魂能不能由於惡劣命運的影響徹底轉變成惡劣的呢？人心難道也能象矮屋下的背脊一樣，因痛苦的壓迫過甚而蜷屈萎縮變為畸形醜態，造成各種不可救藥的殘廢嗎？在每個人的心裡，特別是在冉阿讓的心裡，難道沒有一點原始的火星，一種來自上帝的稟賦，在人間不朽，在天上不滅，可以因善而發揚、鼓舞、光大、昌熾，發為奇觀異彩，並且永遠也不會被惡完全撲滅嗎？

這是一些嚴重而深奧的問題，任何一個生理學家，如果他在土倫看見過這個苦役犯叉著兩條胳膊，坐在絞盤的鐵桿上休息（休息也就是冉阿讓思前想後的時刻），鏈頭納在衣袋裡，以免拖曳著，神情頹喪、嚴肅、沉默、若有所思；如果他看見過這個被法律拋棄的賤人，經常以憤怒的目光注視著所有的人，如果他看見過這個被文明排斥了的罪犯，經常以仇恨的神色仰望天空，他也許會不假思索地對上面那些問題中最後的一個回答：“沒有。”

當然，我們也並不想隱瞞，這位作為觀察者的生理學家也許會在這種場合，看出一種無可挽回的悲慘結局，他也許會替那個被法律傷害了的人叫屈喊冤，可是他卻連醫治的方法也沒有考慮過，他也許會掉轉頭，不望那個人心上的傷口，他並且會象那個掉頭不望地獄門的但丁，把上帝寫在每個人前額上的“希望”二字，從這個人的生命中拭掉。他的思想狀況，我們已試著分析過了，冉阿讓本人對自己的思想狀況，是否和我們替本書讀者試作的分析一樣明白呢？構成冉阿讓精神痛苦的那一切因素，在形成以後，冉阿讓是否看得清楚呢？在它們一一形成的過程中，他又是否看清楚過呢？他的思想是層層推進的，他一天勝過一天地，被困在許多愁慘的景象中顛來倒去，多年以來，他的精神，就始終被侷限在那些悲慘景象的範圍中，粗魯無文的他對這種思想的發展層次是否都瞭解呢？他對自己思想的起伏波動是否很明確呢？那是我們不敢肯定的，也是我們不敢相信的。冉阿讓太缺乏知識了，他雖然受了那麼多的痛苦，但對這些事，卻仍是迷迷糊糊的，有時，他甚至還不知道他所感受的究竟是什麼。冉阿讓落入黑暗中，他便在黑暗中吃苦，他便在黑暗中憤恨，我們可以說，他無所不恨。他經常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環境中，如同一個盲人或夢遊者一樣瞎摸亂撞。不過，在某些時候，他也會，由於內因或外因，忽然感到一股怒氣的突襲，一陣異乎尋常的苦痛，他會感到突然出現一道慘淡的、一閃而逝的光，照徹他的整個心靈，同時也使他命運中的種種險惡的深淵和悲慘的遠景，在那片兇光的照射下在他的前後左右一齊出現。

閃光過後依舊是黑夜沉沉，他在什麼地方？他又昏頭昏腦了。

那種刑罰的最不人道，也就是說，最足以踐滅人的智慧之處，就是它特別能使人經過一種慢性的毒害後逐漸變作野獸，有時還變成猛獸。冉阿讓屢次執拗不改地圖謀越獄，已足夠證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種特別作用。冉阿讓的那種計劃完全是無濟於事的，愚蠢的，但是隻要有機會，他總要試一試，而絕不考慮它的後果，也不想到既得的經驗。他象一頭狼，看見籠門了，總要倉惶出逃。本能向他說：“快逃！”理智卻會向他說：“留下！”但是面對那樣強烈的引誘，他的理智終於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本能。在那裡活動著的只是獸性。他在重新被捕以後受到了新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