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他又充滿失敗感地覺得兩件事情都乾得很糟。這不重要，這恰恰是陳家剛、梵高及伊夫·聖羅朗大師們通常的心理狀態，比如伊夫·聖羅朗那天就扯爛了所有的時裝設計圖，說：“要麼最好，要麼最壞，中間的都是狗屎。”

但這恰恰是我這樣的俗人所能避免的痛苦，我一直認為，中國足球給我最大的好處就是鍛鍊了一個好的心理素質，或者鐵板一樣的臉皮，有一天某人批評我不懂球，我就說“我是球評人中文字最好的”，有一天某人批評我文字平庸，我就說“我是作家裡最懂球的”，假如有一天大家合力把我這兩點都端掉，我就會說“李承鵬是球評人中最懂樓盤的”或者“樓評人中最懂球的”，下一步我還要寫車評、影評、樂評以及社會新聞評論……總之讓你抓不著按不住，急死你！

這是我的哲學，但我並不希望陳家剛接受，因為“樂觀”這東西是天生的。當陳家剛先生並列舉出“馮小剛是作賤自己娛樂大眾”VS“李承鵬是作賤別人娛樂大眾”時，我真的覺得陳先生很理解我，我憑什麼作賤自己娛樂大眾？我又不是傻根，我的宗旨是作賤小眾娛樂大眾。

時間是“那天晚上”，地點是“玉林小酒館”，我和陳家剛首次見面了（又是老朱作陪，不知為何，老朱永遠會出現在重大的歷史時刻），由於《批判陳家剛》一文，他非常想見我，所以我有義務讓他參觀一下活物，所幸我看上去沒有使他太怎麼失望，所以我們就著三杯兩盞淡酒談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