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座城市、兩代人的兩種答覆之間，我看見一枚硬幣在桌上瘋狂旋轉——一個腰桿筆直的像一杆標槍的人，一個是手指頎長得可以彈鋼琴的人，一個曾為圈子裡傳為佳話的師徒關係，從此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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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硬幣瘋狂旋轉（2）

這種悲哀讓人透骨冰涼！

像士兵一樣戰鬥！

那天晚上，我的戰友潘超在巴黎十三區燈火闌珊的一家橋頭酒吧告訴我：“要是再有戰爭，我就是《足球》報第一個申請當戰地記者的人。”潘超的理由很簡單，他喜歡激烈的工作狀態，像電影《We　Were　Soldiers》一樣，在硝煙中燒烤青春。

這部中文譯名為《越戰忠魂》的電影被大部分足記奉為教科書，是因為它對戰爭狀態的極端體驗——可以完成的任務，不可完成的任務，AK47有節奏的點射，“格林”機關槍大雨傾盆的洗禮，有時可以精準射殺200米外“貓耳洞”裡點菸的敵人，有時3天3夜都嗅不到對手的一絲狐臭，直到被一個加強營的北越士兵包圍。戰爭對士兵的誘惑不是最後的結果，而是在過程中的反覆絕望。

2002把我們猝不及防地推向前沿，這一個故事的混亂性與重大性並存，每一次你都來不及反應，滿臉迷彩的敵人已經出現在離槍尖只有3公分的地方。反黑、世界盃、留洋、選帥、“西安事件”……能經歷這一年的戰鬥，等於讀4年上海體院新聞系，多年以後，新聞史可以證明它的顯赫地位。

“我們曾是士兵”，在今年3月與趙震、徐傑一併加盟《足球》後，姬宇陽這樣總結這一年的記者經歷。《足球》大部分記者都有士兵的潛質，有觀察家的眼睛，有狗仔隊的執著，在七大經典戰役中佈滿他們的體味和思想。

告訴公眾“事實背後的真相”，這是《紐約時報》的鐵定法則，作為一張嚴肅報紙的嚴肅士兵，我們必須做的是深入新聞事件軀體之內吸食養分，正如螞蝗一樣，客觀來源於深入，真理來源於直接——絕非為現象編織解釋。

當然，正如曾經的戰地記者和體育記者海明威說的那樣：我們寫的，不過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當嚴肅精神與事件的隱秘性發生矛盾後，我們託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夠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剩下的八分之七，歷史自己可以完成。

鮑勃·迪倫的搖滾在轟鳴，“We　Were　Soldiers”！一個接一個的戰役被拿下前充滿絕望，有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敵人的準確位置在哪裡，我不知道戰鬥最後的結果將怎樣，只有一種希望支撐——熬到天明，總有直升機會載著我們回家，所幸，我們等到了。

像刺客一樣緊緊相隨

2002年11月12日巴黎時間下午15時10分，我們的車經過塞納河畔一座“下穿式”隧道，那是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殞的地方，我們下車，點燃一支香菸插在公路邊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鐘向戴妃致敬。這一刻我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帕帕拉齊’？”

這個問題曾經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們把“阿里·漢”這個答案像恐龍化石一樣從地底艱難挖出，我給自己的回應是——“如果公眾需要，我們就是‘帕帕拉齊’，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並沒有傷害到公眾的利益，沒有讓明眸善睞的戴妃隨風夭去，我們就是——光榮的——帕帕拉齊！”

潘超後悔的是，我、路東和他“橫行歐洲的經歷沒有用攝像機記錄下來”，那將是中國記者最高採訪能力跟蹤的寫照，可以作為新聞系的課外教材，一個讓中國足記可以釋然的情節：《圖片報》《隊報》的大牌記者們與中國同行每天“狗影相伴”。

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菲利浦·關託在寒風凜冽的塞納河邊守候了3個小時；有一天，《北荷蘭日報》的攝製組在零下6攝氏度冰天雪地裡把手指差點凍壞……在我和劉曉新的爭論中，我們發現必須為“狗仔”正名。

劉曉新認為：“只要現實需要，我們就可以是狗仔”，我認為：“做一個狗仔，中國記者不一定合格”。一個真正的記者，必須“身體力行”，必須在第一現場、第一時間掌握蛛絲馬跡，他才有資格向公眾釋出資訊。對於那些坐在辦公室裡編織情節，“意淫評論”的傢伙，我回擊是——你都沒吃過葡萄，憑什麼批評葡萄的味道？

作為專業足球記者，中國人不是做得太過，而是做得不夠，拿到紅包的次數永遠與拿到新聞的次數成反比，“大腕是怎樣煉成的”，現實需要中國足記像刺客一樣對事件緊緊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