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語所“包其客坐”。

李濟要組織裝車和押運，自然顧不上妻兒老小。二女兒殤後，長女鳳徵一夜間老成了許多，她是媽媽的幫手，爺爺的柺棍。長途遷徙，就是她領著弟弟照看全家隨大隊伍艱難前行。１１月３０日，到了曲靖，懂事的鳳徵寫信向父親報告一路平安的佳音。五天之後，李濟得知了客車途中拋錨的訊息，領隊李方桂電告傅斯年：“同人搭中國運輸公司車到曲靖時車胎壞了。如新車胎不來，應如何辦理？請速示。”傅斯年內心的牽掛與李濟一樣著急，他致函交通管理部門：“乞發電文致王受慶，電告川滇客車停曲靖，與尊處卡車不能同行，前程堪虞。方桂來電可否退票，已電就近酌辦，乞兄一查。如有匪警或客車太壞似退回；亦可乞代決定。”天寒地凍人煙稀少，又是一週過去。１２月１１日，傅斯年再致電王受慶：“內子所搭川滇包車破爛不堪，曲靖行後便無訊息。因車多婦孺，恐山中出事。盼兄即詢劉希古及他主管人情形如何。”最終總算化險為夷，此次經歷在石璋如後來的報告中是“苦不堪言，兩梁（梁思永、梁思成）均病”，李濟一家老父病妻弱子一路受苦可想而知所檔：昆１７—１—２３、１６—９—１２、１７—１—２４。

一個栩栩如生的真實的李濟（1）

黃劍華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有許多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其中也包括了人們對一些重要考古發現的熱切關注。譬如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的發現，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等考古發現，都曾引起轟動，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文物考古事業發展很快，幾乎每年都有“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考古發現不僅揭示了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明的燦爛，同時也為各地的文化建設和旅遊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有的甚至成為了城市名片和旅遊品牌，為提升城市形象和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為考古發現具有如此顯著的效應，所以考古已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越來越受到媒體和社會各界的關注，而日益成為一個公眾的話題。但如果要問：中國現代的考古事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最早倡導和主持現代考古發掘的中國人是誰？能夠準確回答的可能就不一定很多了。

其實這段歷程無論如何都是不能淡忘的。現代的科學考古方法自20世紀初傳入我國的時候，曾經歷過許多坎坷，發生過很多故事。在考古事業興旺發展、影響日隆的今天，來追本溯源，對我國考古事業最初的發展歷程加以回顧，無疑是一件引人入勝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最近讀到岱峻著《李濟傳》，就以傳記的形式回顧了這段歷程，生動地敘述了中國早期考古領域的人物和故事，讀來使人神往，也令人欣喜，可謂是一部難得的傳神精彩之作。

李濟這個名字，對普通民眾來說可能不會很熟悉，但學術界和考古領域的大都知道，無論是在考古和學術研究領域，或是在近現代歷史上，他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人物。1896年出生於湖北鍾祥的李濟，自幼隨父居京，青年時代就讀於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國留學，相繼取得美國克拉克大學心理學學士和社會學碩士，27時獲得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這也是中國近代戊戌變法以來向國外選派的眾多留學生中，獲此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1923年李濟回國後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在中國首開人類學課程，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講授現代科學考古方法。不久，29歲的李濟受聘於清華大學，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同執教鞭，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著名的“五位導師”之一，主講的課程主要是古物學、人類學、考古學。中國雖然早就有了對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金石學，但卻有很大的侷限性。李濟在中國最高學府講授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科學的考古學”，不僅倡導了一種新的研究與治學方法，而且開啟了中國現代考古之門，顯然有其特殊的意義。

我們知道，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歐洲近代考古學已經走向成熟。1895年與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兩次來到中國，對中國西部進行了探險式的考古調查；接著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也多次進入中國新疆、甘肅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地理測繪和探險考察；此後受聘於北洋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了史前彩陶，後來又在黃河中上游調查發現了若干類似的“彩陶文化”遺址。李濟對此深為感慨，認為科學的工作本不應該分國界的，但中國的考古事業還是應該由中國的考古學家來做。1926年李濟來到山西晉南地區，對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