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西陰村史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李濟採用的探溝探坑發掘測量與繪圖編號記載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峽兩岸考古界沿用，正如張光直後來所評價的：“這種發掘方法今天看來雖然簡單，在六十年前卻有開天闢地的意義。”這也是有史以來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標誌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確立，李濟因此而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1929年初，李濟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領導並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山東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發掘，成為執掌中國現代考古帥印的“掌門人”。殷墟的發掘持續較久，有十五次之多，出土有甲骨文、青銅器等大量珍貴文物，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於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將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從春秋戰國上推了近千年，也為建立中國現代考古學系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李濟之子李光謨所說：“李濟先生以安陽殷墟發掘這個‘點’的工作，與其他史前遺址和商周遺址聯絡起來，並與傳說中的若干古史問題相互比較印證，從而使這個遺址的考古成果，成了中國古史研究中一個極重要的轉捩點”（《安陽》前言3頁）。城子崖的考古發掘，則揭示了黑陶文化與中國早期歷史的關係。李濟主持的這些考古發掘，為中國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使當時的古史爭辯對採用“雙重證據相互印證”的治學方法產生了共識，“並且初創了中國考古學嗣後七十年間研究古代陶器、青銅器、石玉器的方法的基礎”（張光直語），可謂意義重大而且影響深遠。

一個栩栩如生的真實的李濟（2）

李濟醉心學術而淡泊名利，一生都從事教育和研究。他不僅在考古發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開拓性的卓越成就，而且培養了海峽兩岸最優秀的人類學、考古學人才。譬如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門生有考古學家吳金鼎、歷史學家徐中舒；跟隨他參加殷墟考古的弟子有李景聃、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等；他隨史語所1949年遷臺後，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培養了李亦園、許倬雲、張光直等傑出弟子。他一生有兩位最得意的學生，一是大陸的夏鼐，一是臺灣的張光直：夏鼐曾長期擔任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光直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兼人類學系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近現代史上許多著名文化人士，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譬如他與徐志摩是留學美國的同窗好友，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在清華同執教鞭；與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長期共事；與胡適多年彼此合作；與安特生、伯希和、李約瑟、費正清、費慰梅等長期保持友誼……李濟一生還經歷了很多重要事件，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護送國寶南遷，隨史語所遷至四川李莊，受盡顛簸，兩個女兒相繼病故；抗戰勝利後1946年他參加中國政府代表團赴日，調查和索討日本侵華期間掠去的中國文物，充分展示了他的大義凜然和愛國之心。

李濟畢生都在從事考古工作和研究學問，是個非常純粹的學者，同時又是視野非常開闊、終身以傳播科學思想為己任的開拓者和耕耘者。他在潛心學術的同時，也為推進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而作出了始終不渝的努力。李濟的人格也有很多閃光點，譬如他對考古事業的執著，他的勤奮與鍥而不捨的鑽研精神，以及他的正直與敬業，都有口皆碑。值得提到的是，李濟在開創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同時，還倡導了一種良好的工作風氣——在他擔任史語所考古主任之初，就約定絕不私藏和購買古物，並將之作為終身履行的諾言；他一生都在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經手的文物不計其數，到他去世後清點遺物時，在他家裡卻沒有發現一件文物古董。他留下的只有影響深遠的考古報告和豐碩的學術著述。

正如《李濟傳》中所說的，命運使李濟成了一座學術豐碑，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自他於1949年隨史語所遷臺後，便淡出了大陸學界的視野。其實，李濟在中國現代考古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李濟作為近現代中國文化學術領域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也是不應該淡忘的。何況那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如果這麼快就遺忘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那些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物與那些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故事，真的是愧對前賢。岱峻是有心人，前些年撰寫並出版了《發現李莊》一書，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反響。岱峻蒐集了大量關於史語所遷至四川李莊的資料，其中也有李濟的很多感人的事蹟與故事，並由此而萌發了採用傳記方式來敘述和再現李濟與那段歷史的想法。這當然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也是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