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4）

殷墟第三次發掘在被迫中斷三個星期後，於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又復工了四個星期。收藤結大瓜，就在最後一天，發掘團挖到了“大龜四版”，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貞卜文字，還意外地發現一片彩陶，李濟喜不能禁——後來竟被證明是小屯發掘前後近十年中唯一的一片。這次還出土了一具人體俯身葬骨架。歷史組研究員徐中舒寫道：“十八年十一月李濟之先生從安陽來平，１９２９年秋，李濟在安陽殷墟第三次發掘現場獲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謨提供）

攜著他的殷墟第三次發掘所得的重要物品。他很高興，雖然這次發掘中間發生種種阻梗不能如我們的預期的計劃進行，但所得的物品，在數量上及意義上，竟超過前兩次的發掘。當李先生開始清檢這重要的發現，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見著，李先生並且特意地指出這次從殷墟層所得的著色陶片，他說：‘據小屯有經驗的工人說，挖掘三十年來，從未遇著這樣的陶片。’”徐中舒：《再論小屯與仰韶》，李濟主編《安陽發掘報告》第３期，１９３１年。

那塊彩陶片給了李濟重要的啟示。他在隨後發表在自己主編的第二期《安陽發掘報告》上的《小屯與仰韶》一文中，指出仰韶文化與小屯文化的層位關係：仰韶文化要早於小屯若干世紀，兩者無一脈相承關係，如果說有關係，最多不過像遠房叔侄的關係。——他對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始終耿耿於懷。那具人體俯身葬骨架也給了李濟很多啟示，他曾在１９３１年燕京大學作學術演講中特別舉了“俯身葬”的例子，在其後主編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上，還發表《俯身葬》一文。文章談到，從當時的資訊資訊所知，世界其他地區尚無俯身葬的發現，李濟的結論是：俯身葬為中國銅器時代中期的習慣。與殷墟文化相距不遠；此種葬法從殷都由此遷移後仍繼續一段時間，但在青銅時代結束以前已改為仰身葬；可以認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種葬法。那塊“大龜四版”讓董作賓痴迷了好久，透過整理研究，１９３１年６月他發表了《大龜四版考釋》，提出了“貞人說”，對甲骨文斷代有著重要的意義。

李濟在一篇總結前三次發掘成果的文章中寫道：“前三次發掘的結果，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結論：‘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構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質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經達到了青銅時期。’就全世界文化來看，這是極可注意的事。百餘年來，歐美人研究中國文化，以為中國銅器的發見最早不出西周。從此次發掘以後，證明了銅器在殷末已經存在。我們新近討論殷末銅器和西方的關係，就形式上看，和青銅期第四紀的器物極相近似。”李濟：《河南考古之最近發見》，《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頁。

李濟作為考古學家的不同凡響，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傅斯年語）

二、　“拉鋸戰”與“儒蓮獎”

安陽並非一座孤島，大規模的田野發掘在中國也只是開端。不但河南方面有責難，就連學界也有微詞。南京《史學雜誌》就曾發表中央大學教授柳詒徵的《論文化事業之爭執》一文，質詢史語所田野發掘的正當性。針對柳文，傅斯年在致該刊編輯的一封信中逐一辯白。他回答李濟攜帶文物回北平的原因時說：“其後軍事繁興，安陽土匪四起，李濟之先生在章河橋被炸五小時前攜數骨類陶類來北平本所，以求工作之不斷，更以便北平專門學者之參與研究。此本研究中必有之處置，為一切文化國家之通例。果因而誤會，來函聲詢，自可充分解答。”至於何日章的地方自主發掘純屬鬧劇：何日章突於十月初旬到安陽，佈告禁止吾等工作，由彼之妻舅警察學校畢業軒君率領“發掘”，無方法，無問題，公然聲言是來找寶貝的。……經長時之接洽，始得與河南省政府作五條之約定。乃斯年一去開封，何君又設術推翻此案，更派其警官妻舅前往大掘。此真殷墟之悲劇矣！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5）

若何君果能組成一個像樣的發掘團，吾等本可奉讓。無如何氏中僅有一位號稱古學家之關君，從未一履安陽工作之場。率其事者，乃其警官妻舅。無照像專人，僅僱一照像館員學我等工作時照像，而不知其何謂。遇一墓葬，見頭取頭，見腳取腳，積而成之，不知誰為誰之頭。其葬式之記載，更無論矣！陶片則一往棄置。見吾等收之，偶效吾等保留若干。若地墓問題，更不知何解矣。又專以市場價值為價值。彼等初次到安陽，經介紹到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