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賴兄臨機應變，得以排除障礙，感佩不遑，寧有他意。弗雖短於機智，然對於善用機智者甚佩之，目的神聖，手段雖非絕對的善法，然有時亦不失為正當也。詳細報告已讀過，並不潦草，請勿念。濟之先生之報告，亦讀過，關係重要，成績優異，不勝歡忭；唯望繼續進行，不遇阻力而已。……”真理無奈權力，蔡元培在信中嘆道，“除向南京政府設法外，亦一籌莫展。恐安陽已為何日章等之舞臺，無可挽救；然彼等欲壑有限，而地寶無窮，他日總有繼續工作之機會，待之而已。”潘光哲：《蔡元培與史語所》，杜正勝、王汎森編著，《新學術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１９９８年，２０２—２０４頁。

１０月２３日，為爭取當地權要對考古發掘的支援，李濟聯合駐地的彰德高階中學校長共同請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寫道，“今日休息，卻受了一陣悶氣。因請的時候為正午，等到兩點半鐘才到。這位縣長是初次見面，卻把我們的事（安陽發掘糾紛之事），一句也沒說，只帶了五個馬弁，吃了一陣，揚揚而去。”閻王好見，小鬼難纏。這種窩囊氣，令人寒心。兩天後，李濟以“安陽工作進行無術”為由，向中研院請辭考古組主任職所檔：元１４１—２a。。蔡元培、楊銓（杏佛）回電勸勉：“安陽事必以全力爭最後勝利，幸勿言去。銓即晚赴京交涉。”所檔：考２３—４。１０月３１日，蔡元培又致函李濟：“何日章搗亂事，除以全體之力與之周旋外，別無關個人之抱歉與引咎，務請照常進行勿遽萌退意。”所檔：考２３—５。拳拳相勉，李濟義不容辭，他回函楊杏佛：“此次考古組頓遭橫逆，除引退外實無第二辦法，蒙蔡先生及兄與孟真兄多方努力，率使彼方有就範之意，濟自當遵命再行前往，以盡前功。”所檔：考２３—６。李濟請辭不為一己之譽，而是擔心“田野工作橫被摧殘，進行無術”所檔：考２３—１。。１１月２３日，他在給董作賓的信中，談到何日章破壞殷墟的具體情形：至於彼等挖法，實在可笑可恨之至。傳聞彼等已得之墓葬，皆為見頭挖頭，見腳挖腳，十有*，均搗碎了。無記載、無照像、無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麼回事，此等方法名之曰“研究”。而省政府提倡之，此真中華民族之羞也。派來三人之個人態度，卻實在可憐，彼等自云為辦差事，只希望挖挖交差，固無絲毫興趣也。所檔：元１５１—１８b。１１月２４日，傅斯年冒著寒風趕赴開封，憑藉一些學術界的舊好，四處託人拉關係，也在當地登報申明：“史語所進行的殷墟發掘，旨在促進我國史學的發展，便利學人的研究。李、董二人帶回本所的一小部分古物，實為整理研究之用，絕無據之為己有的私念，一俟整理完畢，即與其他出土物一起陳列於首都和本地，以便學人參觀研究之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頁。他還誠懇表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願借殷墟發掘之機，對河南學術界作出幫助，如歡迎河南高校派專家學者參加發掘，為河南史學研究培植後進，史語所學者充當河南研究工作顧問等等。其時，傅斯年下榻河南中山大學。一晚，他在學校大禮堂作了題為“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他批評過去中國的考古學家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他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據當時的聽眾回憶說：“上至天文、下至地質、科學，哲學、文學、史學等無不涉及。談詞鋒利，好像長江黃河滔滔不絕。……一講兩三個鐘頭毫無倦容，並且讓大家提出問題，當場給解答。雖大雪盈尺，而來聽講的人則大禮堂上幾乎不能容納。”他的熱心熱腸融化了寒冰，加之有關方面的斡旋，誤會逐漸消融，到１２月底，糾紛基本得到解決。此番經過，李濟回憶：“傅先生親自到開封辦交涉，一待待了三個月，他常常指著自己的鼻子對我們說：你瞧，我為你們到安陽，我的鼻子都碰壞了！他對我們說這個笑話說了好些年。他為這個事情直接找到蔣介石，請蔣介石出一個條諭在安陽，才把這個問題解決。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王富仁、石興澤編，《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筆下的名人》，北京：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１４８—１４９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