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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回到北平，恰逢史語所從廣州遷來，考古組遷在北海靜心齋。據所務會議議定，史語所原設的八個組合併為史學、語言學、考古及人類學三個組，李濟與陳寅恪、趙元任等，受中研院院長蔡元培聘，分別出任考古（三組）、歷史（一組）、語言（二組）組主任，此一格局一直維繫了幾十年。

轉入緊張的案頭研究，李濟每天往返於方磚廠的家與北海辦公地之間。８月３１日，他寫信告訴已回美國的畢士博，“近三個月工作團之成果相當可觀，在離開田野前定將工作報告寄奉，據聞今秋你可能再次來訪，望能討論Freer　Gallery與史語所之進一步合作”所檔：考２１—２—１２。。不久，他寫的《小屯村陶器初論》報告稿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notes　on　Potteries　from　Hsiao�t�un�ts�un（列印件共５頁、插圖２０幅）。如約寄往美國弗利爾藝術館。１０月，李濟主編的《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正式出版，“報告”揭示了兩次發掘的部分結果。李濟撰寫了《發刊語》《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論》等篇文章。蔡元培在“報告”的序言中指出，殷墟發掘“已經顯然表示在中國的考古學的轉方向”，這種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立足點是整體的，對文字和器物的探究注重系統性，“以前尚無如此從基本下手者”；二是問題的結構，一如自然科學，取實物為證，“不以設定為決論”，而是按實物材料——問題——旁證參考——適當的觀點這樣一條路線處置，這乃是“求客觀知識的態度”。

十月金秋，收割之後的安陽大地，轉眼間褪了顏色，起伏的土地裸露著蒼黃。經過暫時的疏通，第三次殷墟發掘在李濟的主持下又將開工。然而，上次倉促停工，李濟與董作賓攜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誤會，加之當地盜掘者和文物販子等利益集團的策動，各種流言荒草般蔓生。領頭者是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院院長何日章，他是河南商城人，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蒙學部，自稱羅振玉的弟子。他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函中提出，“請准將掘得器物，仍留在開封儲存，俾河南人有所觀感，庶於地方文化及公開研究學術兩得其益。”“本省既有如斯重要之文物，襄助他人發掘，何如自動發掘？……可由兼職之民族博物院經費項下協助。如此自動發掘，則他方再有藉口開掘者，即可一律謝絕。”所檔：元１５１—４。何日章借維護鄉邦利益的冠冕堂皇其實暗藏著私心。１９２９年春，殷墟第二次發掘。前董作賓、後李濟。（李光謨提供）

河南省政府致函中央研究院，轉錄何日章的原文。１０月２１日，何日章手持河南省政府的批文趕至安陽，聲言安陽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強龍壓不過地頭蛇。李濟電告傅斯年，“省政府拒絕中央挖掘，暫停工”。勝算在握的何日章招工自掘，鳩佔鵲巢，在史語所開挖的工地上連續挖掘兩個月，所得甲骨古器物甚多所檔：元１４１—１a。。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3）

此時，馮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擁兵自重，“中央”對地方毫無約束能力。中研院總辦事處收到告急電後，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公函中，只能曲盡其意：查發掘古都系考古學上之要端，不只為地方文明之表率，實藉此以供全國人士之研求，並謀貢獻所得於全世界，盡人類應盡之責任。其開掘之方法，重在立完全之計畫，作系統之探求，藉以知古事古物之相互關係，及其當年入土之位置蹤跡，本非專以搜尋器物為唯一目的也。此種發掘，必須有專家指導，方能從事，否則一鏟才下，而古事古物已為損毀不少，且正不知其地域之已否掘準也。……所得古物為利於詳密之研究計，自不能不先行運回本院。一俟研究結束後，即當分列於中央及省立博物館，以供參考，斷不欲據為己有。……同此國土，同屬國民，共致力於學術，何畛域之可分。所檔：元１５１—８。蔡元培一面斡旋地方，一面勸慰傅斯年和李濟：“連線電函，藉悉在汴時種種辛苦及回平後疲病狀況，萬分不安，唯祝迅即康復而已。安陽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