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知！”

李濟在旅美途中就收到了傅約他會面的電報，而今兩人廣州邂逅，一見如故。傅斯年得知輪船隻在香港停泊三天，馬上陪李濟改簽船票延長一週。兩人玩了幾天，談了幾天，幾天接觸，心心相印。李濟評價傅斯年，“在西歐長期學習使他認識到中國傳統教育的不足就在於人為地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分開。他確信若不把這種障礙掃除掉，就無法獲取科學知識的新方法。”“傅斯年是瞭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李濟：《安陽》（單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２頁。而傅斯年也打定了“想請他擔任我們研究所的考古一組主任”的主意。

李濟回憶：我記得他又約我到語言歷史研究所去和他們的同人見面，我一看，有許多是北方來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還有羅膺中先生、顧頡剛先生等。那是民國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經送了董作賓先生到河南從事殷墟的試掘，並且那次試掘已經完了，董作賓先生在安陽發掘殷墟的遺址，發現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對於甲骨文的報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陽殷墟發現的三百幾十片。當然，那時我從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經有若干次，而且當時年紀很輕。而我感覺陳寅恪和趙元任先生都已答應他參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分別主持歷史組和語言組，現在要我來主持考古組，地位和他們平等，而我的年紀比較輕，這使我感覺到很大的榮幸。在學術上，傅先生可以說是給我一個很好的待遇。李濟：《傅所長創辦史語所與支援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３５頁。張光直曾經談過：當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組主任和安陽殷墟發掘主李濟致傅斯年信札。（李光謨提供）

持者時，最後的兩個候選人是年僅三十二歲的李濟和四十八歲的馬衡。當時馬衡是北大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和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是中國傳統金石學的尖子。在這兩個人中，蔡元培院長最後選定了治學嚴謹，代表現代科學考古的李濟。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上旬，史語所借中山大學禮堂，邀請李濟作一次公開演講。這是一次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排，傅斯年想讓李濟登臺亮相，以孚眾望；李濟也深知這是一次展示自己的契機。李濟的講題是《中國最近發現之新史料》廣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卷５期５７、５８合刊，１９２８年。。他開宗明義地闡述了史料和歷史的關係，與傅斯年提倡的“史學即史料學”意頗相近。他接著介紹了最近的幾項考古發掘成果，包括自己的山西西陰村發掘和安特生近年來在河南、奉天、甘肅的發掘。李濟認為，安特生的發掘，方法並不精確，功過參半。特別在甘肅，安氏急於求成，竟從居民手中大事收購陶罐，導致居民隨意向地下搗掘，造成考古學上的損失。對安特生的“彩陶西來說”，李濟也尖銳指出，如果認為彩陶來自西方，則彩色細緻的陶器應在距來源近的地方，但事實上是“愈往西愈粗”，這就難以自圓其說。李濟提到最近發現的新史料還包括兩項：一是法國人德日進神父在河套發現的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遺物，這證明中國不但有新石器時代，而且也有舊石器時代。二是北平以南發現兩顆人牙，經鑑定是在沖積期以前（約十萬年以前），與爪哇猿人同時，可證實中國這塊土地上之有人類是在史前了。。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8）

這次講演對李濟和中國人文學術都有里程碑的意義：李濟在史語所的五十一年學術生涯自此開始；中國現代考古學開始有了自家的“掌門人”。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初，李濟收到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的聘書，正式履職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他隨即北上，辭去清華教職，清華與弗利爾藝術館的合作關係也隨之轉到史語所。完善這些手續後，李濟偕助理員董光忠趕赴河南安陽，會晤董作賓，細商下一步殷墟發掘的準備。李濟打算以小屯為中心，往四面輻射，在三五年之內對殷墟有一個較為徹底的瞭解。“如此不但極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現人間，且可藉此訓練少數後進，使中國科學的考古可以循序發展。”他對年長自己一歲的董作賓非常尊重，彼此有個君子協議，今後凡是出土的有字甲骨即由董負責研究，以盡其長。

經過一番調查，他們瞭解到離小屯村三四里的洹上村已收歸國有的袁世凱舊宅可用，其部分房屋已撥歸新成立的彰德高階中學，花園中的數間房屋可借作史語所彰德辦事處。原有的一營駐軍，正好起保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