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２０日，回到北平的李濟向常駐上海的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總幹事楊杏佛寫了一封長信，彙報安陽發掘的各項準備情況，動工初定於明年２月中旬，一些具體問題尚需儘快落實：如挖掘時通知村民，此為國辦不得阻難；挖掘地點由考古組主任決定，暫以小屯村為起點，以安陽全縣為範圍；請縣長派人核定所掘地地主損失，以便賠償；請函交通部，轉彰德電報局，同意史語所辦事處來往電報照官電收費；請轉飭地方軍隊撥二十名士兵擔負保護工作，並申明兵士須聽考古組主任指揮等等。

與弗利爾藝術館的田野發掘合作經費，他向蔡元培、楊杏佛提出建議：“斯密蘇利恩已寄到美金三千元作開辦費；每年能認美金一萬元左右。濟之意此事關係政府提倡學術誠信，不宜盡用美方經費。擬求研究院月出一千五百元左右津貼此項工作，如此則事實上可說此事主體全為中國，美國方面所出經費，只算購去英文報告出版權，此為最得體辦法。萬一研究院經費困難不能出此，只得暫用美金。諸祈斟酌示知為禱。”這些意見顯然有些書生意氣，籌措大筆經費，對於剛建立的中研院無疑是個巨大的壓力。因此李濟在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３日給傅斯年的信中，為自己的考慮不周感到歉然，“經費事勞兄籌劃，至以為感。雖不能作到，然所以為力者，已無不至矣。其實此事並不必如此費事，美國經費並無問題。弟所以有上次動議者，完全是因為一時心血來潮，想硬硬骨頭。同外國人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腳。他們面子上雖說是很客氣，心裡總以老前輩自居；對於我們這種窮小子，只是提攜獎勵而已，而自己以為是站在無所不容的地位。這也未嘗不是實在情形，不過我們實在覺得難堪；自然，能擺脫他們的勢力幾分就擺脫幾分；實在沒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彎著脖子走走再說，耐性等著那‘天演的’力量領著我們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許我們的兒子（應該說我的）可以替我們出這口氣，希望總要有的。”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頁。　。。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9）

在那封致蔡元培、楊杏佛的信中，李濟直陳董作賓首次發掘的教訓，他寫道：“此次董君挖掘仍襲古董商陳法，就地掘坑，直貫而下；唯檢有字甲骨保留，其餘皆視為副品。雖繪地圖，亦太簡略；且地層紊亂，一無記載。故就全體論之，雖略得甲骨文（約四百片），並無科學價值。唯彥堂人極細心，且亦虛心，略加訓練可成一能手，並極願與濟合作，斯誠一幸事。”對上級知無不言，範圍也就蔡楊兩人，想不到那時也會有人過話，引起不良反應。李濟深以為悔，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解釋道：“彥堂為人，不但能吃苦耐勞，並且極能共事。弟極欽其為人。前函只是就事論事，然並未責彥堂個人；此為在中國一科學知識問題。不過中國社會，人（和）事多不能分，兄之所慮正是。弟因甚悔立言之不得體，以後當多加小心。”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頁。

了無機心，不講情面，直道而行，既有受父親“清高”計程車大夫思想影響，又有美國十多年的“實證”訓練養成的思維習慣。熟悉李濟的人都聽說過此前發生的一則“牙”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中原大戰”期間，被收編的國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孫殿英部，“剿匪”途中，借“軍事演習”為名，用大炮和炸藥轟開了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清東陵——慈禧和乾隆兩座陵墓，用極其野蠻的手段將墓內陪葬的金銀珠寶洗劫一空。學界一位參與處理盜掘清陵善後事務的老先生，一次跟李濟談到自己撫摸過乾隆的頭骨，他對李濟說，乾隆的一口牙還儲存得很完整。出於好奇，李濟問道：“乾隆的牙，實際儲存的究竟尚有多少？”老先生答：“四十枚牙，都儲存得很整齊。”李濟脫口而出：“這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宣告絕對不會錯，他曾數過。於是，李濟向他解釋，“世界上的人，包括過去的化石人、現在的野蠻人在內，沒有一個人會有四十枚牙的。”這不需要辯論，因為靈長目各科屬的動物的牙數，已是一件科學事實；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來，沒有超過三十二枚的。那位先生有點侷促不安，話就沒再說下去。圈內人都知道，他是中國文物界的大佬，得罪一尊菩薩就是對所有神靈的不敬。這類“率直”引起的麻煩，在李濟未來的歲月裡還會層出不窮。

生活要磨去人的稜角，而事業恰恰需要稜角。李濟追求真理的科學思想與世俗社會講究“面子”的觀念，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