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兩立。他推翻了把古器物學侷限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範圍之內的觀點，突破了王國維時考古研究認為只有帶款識的完整器物才有價值的看法，他一再告誡同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體現人類的活動，哪怕是殘陶碎骨，只要是經過有計劃的科學方式採集得來的，就能顯現真正的學術價值。”他與相繼加盟的考古組同人約定：一切出土物全屬國家財產，考古隊同人自己決不購買、收藏古物。他認為，這幾條規定至少可以達到如下幾個目的：使自己自別於古董商人和古玩收藏者；可取信於古物出土地的老百姓；雖說不足以消弭、但可以有助減緩盜掘古物的風氣。這些約定，在當時盜掘古物成風、收藏古物成癖，且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可謂振聾發聵。勞榦對此評價，稱之為百世不易之金針。

１９２９年初，北大史學教授何炳松發表了《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東方雜誌》（第２６卷第２號），１９２９年。一文。作者羅列１７世紀至１９世紀末國外關於中國文化起源的九種說法，提出：“假使吾國考古學上發掘之事業不舉，則吾國民族起源之問題即將永無解決之期。”彷彿是個預言，“吾國考古學上發掘之事業”就在這一年現出曙光。從那時開始的考古發掘，“走出了中國曆來玩骨（古）董者之眼光”。正如後輩學人李學勤指出的，“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１９２８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

考古組與安陽發掘，開始了李濟的名山大業……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

第一節　殷墟初期試掘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詩經·商頌》）約公元前１３００年，一個叫做盤庚的商王，帶著家眷和子民，駕起牛車，趕著羊群，浩浩蕩蕩，輾轉顛簸來到太行山腳下，修築宮殿、開墾良田、放牧牲畜、冶煉青銅，終於使這片寂寞的田疇變為繁華的城池。洹水潺潺，素衣縞巾。王公貴族往返穿梭於街市，占卜卦問吉凶、求甘霖，祭師細心地用刀片在甲骨上刻著一件件大事要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些傳奇故事，終化作歷史塵煙，化作“麥黍漸漸，麥秀離離”的廢墟，成為商人在這片黃土地上重重烙下的歷史之印。

一、　“中央”與地方

１９２９年春天，李濟正式主持了第二次安陽發掘，發掘組織名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掘團”，號稱“中央”，或以為地方上總會有些照應。

“安陽”縣名自戰國秦襄公時即載入史冊，公元１１９２年改為彰德府，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１９１３年廢彰德府，置安陽縣。清末軍機大臣袁世凱不得意時，曾“回籍養痾”，並１９２９年春，安陽殷墟第二次發掘測量情形（小屯）。（李光謨提供）

非回原籍項城，而是隱居在安陽洹上村。３月６日，中研院安陽洹上村辦事處開始工作。李濟寫道：“我們到安陽時，他（袁世凱）的遺產已經充公，我們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寫信給友人說：歷來做考古工作的，從沒有這樣幸運過。”李濟：《河南考古之最近發見》，《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頁。

３月７日，洹上村村中、村南、村北三處工地同時開工，進展順利。一週以後，李濟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談到，“科學的考古必須具有五項條件：一是必須有問題；二是必須有方法；三是記載必須精確；四是必須無成見；五是必須有耐性。”所檔：元２５—６。這是吸取殷墟首次發掘的教訓而制定的新規，發掘伊始，李濟就叫人繪製詳細的發掘圖，每一程序都作了地下文物及地層分佈情況的詳細記錄。據石璋如回憶，“殷墟第二次發掘所用的方法，在這一次發掘，老實講來，還是含有試探的性質。這次發掘還有一件為村人所不瞭解的事，就是坑內出了生土，已經不出東西了，李先生仍然命工人向下挖生土，他要挖到水面，他的目的是看地層的堆積而不是專挖東西。這種挖法，卻惹起地方上有經驗盜掘者的暗中譏笑，他們哪裡明白地層堆積的意義。”石璋如：《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杜正勝、王汎森編著《新學術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頁。

發掘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軍閥間停息的戰火突又燃起，保護髮掘計程車兵悄然撤走，土匪開始猖獗。５月６日，發掘被迫停工。這次發掘，先後出土甲骨六百八十片，還有一批古器物、獸骨、蚌殼、陶片等。

石璋如那時是河南大學中文系在安陽工地的實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