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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史語所？傅斯年提出：“第一條是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第二條是擴張研究的材料”；“第三條是擴張研究的工具”。為此而羅列的研究工作計劃有下述九個方面：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五、比較藝術；六、漢語；七、西南語；八、中央亞細亞語；九、語言學。　。　想看書來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3）

涉獵如此廣泛的研究領域，單靠傳統的研究方法已無法實現。傅斯年在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歷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模式了。”在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三個響亮的口號：

一、把些傳統的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第一個口號表明史語並舉的主張。他出版的著作《性命古訓辨證》，便使用了由語言學入手進而討論思想史諸問題的方法。第二個口號，傅斯年解釋說，“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彙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某種意義上，正是由於史學的革命才帶動了近代中國學術的整體變革。第三個口號，“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顯示了與列強抗爭，為中華崛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傅斯年在給陳垣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對西洋學術羨妒交加的情緒，既肯定他們在東方學研究上的成就，“並漢地之歷史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同時又“慚中土之搖落”，希望能建立一個機構，聚合一群學者奮起直追傅斯年致陳垣函，轉引自王汎森：《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一文。。李濟曾以相同的情緒分析當年的情勢與傅斯年的心態：地質調查所倡導的地質學與古生物學，協和醫學校進行的體質人類學，以及以北平為活動中心的外國學術團體所遣送的各種科學工作遠征隊，皆是堅強的組織；氣勢極盛，愈來愈猛。主持這些事業的，除地質調查所外，都是外國的科學團體。這些外國人，挾其豐富的物質配備以及純熟的科學技巧，不但把中國境內的自然科學資料一部分一部分地蒐集走了，連歷史的、考古的、美術的以及一般人類學的資料也引起了他們的絕大的興趣。他們很堅決地跑到中國來，調查我們的語言、測量我們的身體、發掘我們的地下古物、研究我們的一切風俗習慣——這些“學問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學家，萬里長征跑到中國來工作，不是專憑著他們的政治優勢來的；他們更有一套學術上的理由說給中國人聽，使聽的人亦可感覺到他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亂哄哄的中國能夠拒絕這些學問上的訪問麼？殘餘的北洋軍閥政府認識這些工作的意義麼？並且他們所注意的資料，大半都是我們自己所忽視的。無論照什麼標準說，我們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對別人來檢取我們自己所譭棄的資料。

要反對這種文化侵略，應該先從反對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靈魂，應該先教育自己認識自己的歷史，懂得自己的語言。這些大道理，是五四運動後，一部分學術界所深知的；卻是直等到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後，才得到有組織的表現。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１６５頁。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4）

１９３１年史語所與北平研究院部分同人攝於北平靜心齋，右起：一排李濟、吳稚暉、黃文弼、裴文中、徐中舒；二排趙元任、傅斯年、董作賓、□□□、丁山。（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傅斯年在找尋，在聚合一批同志；也在等待一位能夠與他抬槓、吵架而最終不棄不離的諍友。

第三節濟之找尋彥堂首掘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最後兩年，李濟開設的考古學人類學幾乎被視為“屠龍之技”。西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