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很多陶片。下午到達翼城縣。……３月２１日，離運城，２２日到夏縣。這裡有傳說中的大禹廟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

李濟寫道：當我們穿過西陰村後，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第一個看到它的是袁先生。這個遺址佔了好幾畝地，比我們在交頭河發現的遺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們隨手採集了八十六片，其中十四片是帶彩的。帶彩陶片中有七片有邊（三片帶卷邊，四片帶平邊）。主要圖案是三角形、直線和大圓點。幾種圖形通常結合使用。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李濟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頁。於是初步確定這將是未來的挖掘現場。

這次考察，李濟險些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在歸途染疾，患斑疹傷寒，回到北京，沉痾不起。起初，父母和夫人信任民間單方，耽延了診治，以至病情告危。幸虧趙元任夫人楊步偉斷然做主，找車直接送到協和醫院救治。病床上的李濟，一心籌劃著西陰村的發掘。５月２６日，由他口授，一位叫做Miss　Furscott的女士打字，給畢士博寫了一封信，報告晉南調查的情況和病癒後即去西陰村作實地發掘的計劃。

也許是從李濟帶回的彩陶片上看到了希望，此時清華也有了開展田野考古的熱情，校長曹雲祥與弗利爾藝術館畢士博商定了合作發掘的細則：考古團由清華國學研究院組織，李濟主持，經費主要由弗利爾承擔，發掘報告用中英文各完成一份，分別由清華和弗利爾出版，所得古物暫歸清華保管，以後交中國的國立博物館永久儲存等等。７月１４日，李濟與弗利爾再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山西西陰村的發掘現場。選自《東方珍品》（Orientations）雜誌，博思源著《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一文（英文）。

訂了《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xc*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　in　the　Province　Shansi。。８月底，清華聘請袁復禮為清華大學部地質系講師，並派他與李濟同赴山西。梁啟超兩度寫信給山西省長閻錫山，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給予支援。　。。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14）

１０月１５日，李濟與袁復禮組織民工開始在夏縣西陰村正式發掘。發掘工作由李濟主持，袁復禮承擔具體發掘和測量兩項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畫圖的時間是斷斷續續的，因為我經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八小時計算，我總費了二十五天的功夫”。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只選擇一小塊面積，採用“探方法”，挖出了八個兩米見方的探坑，另有四個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編號。李濟處理探方，首創了以X—Y—Z來表明陶片的準確位置的“三點記載法”，還發明瞭逐件登記標本的“層疊法”，即用大寫英文字母表現以每米為單位的人工層位，同時還用小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自然層位的深度。發掘工作進行得很細緻，以層位劃分為例，個別探方由表土層往下共劃了三十三個層次。“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點線）”等這些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峽兩岸考古界沿用。張光直曾評價說：“這種發掘方法今天看來雖然簡單，在六十年前卻有開天闢地的意義。”

結束髮掘走向歸途，已是１９２７年的年初。山西省府接到晉中晉南幾個縣的報告：有一個九輛大車組成的車隊，正沿侯馬、臨汾一線朝北行進；車輛沉重，共有幾十個大木箱的貨載，總共動用騾馬等牲口五六十匹；押車的是兩個著裝古怪的青年人……官方在太原迤南的榆次截住這個車隊。檢查人員在關口查驗。開啟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還是破碎陶片。“花了這麼多錢，運這麼多箱貨物到北京，難道就為這些破磚爛瓦嗎？”李濟從容回答：“都是一樣的，請你們每箱都開啟看就是。”第二天裝火車，搬運工人又生疑竇，議論紛紛。李濟結束西陰村發掘的歸途。

後來一位車站職員自以為是地告訴工人：“這些箱子所裝的東西都是科學標本，運到北京後就要化驗，化驗後可以提煉值錢的東西……”這番話，給了李濟意外的啟示，他後來在《殷墟陶器研究報告序》中寫道：“提煉”一詞或確能說明這一研究工作的性質，至於提煉出來的是不是“值錢的東西”，卻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學問本身所涉及的，並非遠離日常生活很遠；凡感官所能接觸到的，都是知識的來源；無論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