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發掘的成功刺激了他，他在尋思能不能有更大的發現，也在找尋一個理想的合作團隊。１９２７年底，李濟赴陝西作考古調查，受北伐戰事影響，平漢鐵路多處中斷，只能從天津坐海船繞道大連、南京、上海，轉溯長江去漢口，再走西北。首途大連，李濟順路拜訪了退隱後的丁文江。他寫道：那時他的太太有病；濟瀛丁文江夫人史久元的侄女，後嫁給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治。尚沒結婚，與他們同住作伴。我進門時正看見她替姑父畫地質圖。與在君談了數小時，我沒有感覺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沒有感覺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氣象。他仍是我在天津與他初見面的那個樣子；想法子幫我完成旅行調查的計劃；替我寫了好些介紹信。李濟：《對於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７頁。船過南京，李濟手持丁文江的介紹信去了新成立的大學院。大學院院長蔡元培與他談得很投機，對他的田野調查也非常支援。李濟有一個想法，想盡快摸清中國地下文物和遺址的家底。為此，他邀請了清華的同事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永梁思永，１９０４年生於澳門，曾在日本念小學，回國後入清華學校留美班，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及人類學。同行，相約在開封會合。

梁思永的身份是哈佛大學考古人類學的研究生，他在父親的安排下回國實習。梁啟超對兒子耳提面命，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寫給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西陰村發掘，他說：“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陝西）正採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願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外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願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麼大問題。”１９２７年初，梁啟超出席清華歡迎李濟、袁復禮歸來茶話會的當晚，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今天晚上，他和袁復禮（是他同伴學地質學的）在研究院茶話會里頭作長篇的報告演說，雖以我們的門外漢聽了，也深感興味。他們演說裡頭還帶著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的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家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說：“（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是不錯。”梁啟超還建議兒子回國後“跟著李、袁兩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思永於是提前回國在清華擔任助教，整理李濟在山西西陰村出土的陶片，並以此準備畢業論文。但他心裡並不很踏實，論文資料畢竟不是出於自己參與的田野發掘，他希望與李濟一同外出，找到一處可供實踐的發掘地。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5）

轉眼就是１９２８年初，李濟在開封焦急地等候遲遲未到的梁思永。１月２６日，李濟寫信給上海的胡適，請他將另附的一封信面交梁思永。李濟在給梁的信中談到，在漢口得知，襄河一帶旅行“極危險”，來往商人需化裝，且不能攜帶行李。本打算經鄂西去陝西的李濟曾於１９２４年在鄂西做過體質人類學調查。，“據說：秦嶺一帶也是一個土匪窩。所以由長安入漢中現在不能做到。”信中沒有明說此行的最後目的地，想必是形勢複雜，許多因素難以估計。信中談及有一個機會，馮玉祥打算派人從開封西去敦煌、南到敘州去照相，以作他的《十七年來國民軍的紀念》一書的插圖。照相的人有軍隊保護，李濟因此有意“隨這隊人往甘肅走走”。從他託梁思永在上海代購“照壁畫用”的照相器材推想，他當時還考慮去敦煌一帶。信中還為梁思永的西行路費設想了幾種方案，其中之一是已致信李仲揆（四光）“請他替我籌兩佰圓與你”。不知什麼原因，梁思永根本沒去上海，當然也就沒能見到這封信，未能與李濟結伴而行。李濟的調查計劃也就半途而廢。

留學美國時的梁思永。（梁柏有提供）

１９２８年８月，梁思永返美，繼續完成哈佛的學業，他依據對李濟西陰村發掘物研究完成的碩士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之新石器時代之陶器》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is�Yin　Tsun，Shansi，China。，於１９３０年正式出版。他也成了第一位受過正規現代考古學訓練的中國人。

１９２８年，史語所在廣州甫一成立，當務之急是“新其工具，益其觀念”，“擴張研究的材料”，重建古史。傅斯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