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尋找史前和中國歷史時期的連線，也許安陽發掘是最好的選擇。他認為：“就殷墟論，吾等已確知其年代，同時並知其地銅器石器兼出。年來國內發掘古代地方，每不能確定時代，如安特生、李濟諸君所作，雖生絕大之學術問題，而標年之基本工作，仍不免於猜度。如將此年代確知之墟中所出器物，為之審定，則其他陶片雜器，可以比較而得其先後，是殷墟知識不啻為其他古墟知識作度量也。”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頁。於是１９２８年８月，他派史語所編輯員董作賓董作賓（１８９５—１９６３），河南南陽人。自學，後北大旁聽生，１９２４年，讀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攻民俗學。畢業後曾在中山大學任教。１９２８年入中研院史語所。前往安陽小屯調查殷墟情況。

董作賓趕到安陽，他找到在開封上學時的老友、河南省立十一中校長張天驥，說明此行目的。張告訴董作賓，三年前，他曾帶學生到小屯做過調查，村北洹河岸邊的農田裡有字骨片已很少見，如掘地一尺，還可見到很多無字甲骨碎片。董作賓在好友徐靜軒的陪同下去到小屯村，花十個銅元僱一女童當嚮導，找到村東北洹水西岸的一個沙丘，果然看到一個連著一個新挖的土坑。他親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後，立即斷定此地並非羅振玉所說的“寶藏已空”，而是“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他寫信呼籲中研院，“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實為刻不容緩之圖”董作賓：《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安陽發掘報告》第１期，１９２９年。。

第三章　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6）

中研院總辦事處贊同董作賓的報告，授命史語所負責殷墟發掘。董作賓代表中研院來到開封與河南省政府交涉，河南派出張錫晉、郭寶鈞等人參與其事。他們共同制定了周密的發掘計劃，然後去到安陽，駐紮在小屯村附近的洹上村彰德高階中學。此次發掘機構的名稱是“中央研究院掘地層委員會”，中研院撥款一千元作為發掘經費，委託董作賓全權負責。

在１０月１３日的晨光中，一群民工揮動了钁頭，工地劃為三個區，一區在村東北洹水邊沙丘上，二區在村北地，三區在小屯村中部。依據“輪廓求法”開展發掘，人員分為四組。所謂“輪廓求法”，即假定某地為甲骨集中地，先在“周圍打四坑以探求其輪廓”，然後再向中心挖掘。工作並不如意，一天下來，除了一堆堆的黃沙土，幾乎沒有什麼發現。第二天，董作賓改用“集中求法”，即集中力量在地面多甲骨處挖掘，以圖一次挖盡，共開挖六個探溝，仍無所獲。

有人告訴董作賓，春天，北伐軍在洹水上與當地軍閥作戰，貽誤了農時，小屯的農民只得靠董作賓在書寫甲骨文。（董敏提供）

挖甲骨賣錢維生。有些地方被輪番挖過數十次，很難再有新發現，而村前韓姓宅院南側大路旁，出過大批龜骨，但是隻挖了幾尺深。董作賓立即前往打探，果然發現了一些重要跡象。他調集所有力量在這一地點，親自督戰，收效依然甚微。他向傅斯年報告：“觀以上情形，弟甚覺現在工作之無謂，不但每日獲得之失望，使精神大受打擊，且勞民傷財，亦大不值得。……試想發掘已三十六坑，而得甲骨文字者，不過六七處，且有僅此三數片者，有為發掘數四之殘坑者，有把握者不及全工五分之一，豈敢大膽做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館藏檔案，以下簡稱“所檔”。此處為“所檔”：元字第２３號。

傅斯年眼光高遠，自然不會為董作賓的情緒左右，他在回信中開導說：“連得兩書一電，快愉無極，我們研究所弄到現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績……得一骨骼、得一骨場，此實寶貝，若所得一徑尺有字大龜，乃未必是新知識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識其上也。蓋文字固極可貴，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識。”所檔：元字第２３號。傅斯年後來評論這次發掘，“董君試掘十餘日，知其地甲骨文字之儲藏大體已為私掘者所盡，所餘多屬四下衝積之片，然人骨獸骨陶片雜器出土甚多。如以中國曆來玩骨董者之眼光論之，已不復可以收拾。然以近代考古學之觀點論之，實尚為富於知識之地。”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傅斯年全集》（卷３），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頁。

董作賓修習國學出身，優勢在於文字，並不懂得現代考古學的理論方法，田野發掘非其所長。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