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玉棒，在墓室下面找到一批武器：戈與戈柄，十個一束成捆擺放的矛，還有帽形銅盔，盔面有虎頭花紋……

李濟親自視察過了１００４號坑的發掘現場，他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被填回土的盜坑對現代考古學家的探尋也是有益的。認真考查早期盜掘和回填的盜坑的痕跡，可以瞭解盜墓者的盜掘技術，更重要的是可獲得一些判斷盜掘約發生於何時的資料。由於某些原因，HPKM１００４上盜掘者挖的盜坑稍偏北，故靠墓坑南壁有一小塊地方未被擾動。結果有兩件大型青銅方鼎留下來了，直到１９３４年我們考古隊重新發掘此墓時才被發現。”李濟：《安陽》（單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４—７５頁。

回到南京，李濟把工地的出土情況報告了傅斯年。傅又興高采烈地轉告了來訪的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於是傅斯年與伯希和一同趕往西北岡。當時的場面非常壯觀，“西區的四個大墓行將到底，東區的四百多個小墓已在發掘。雖然墓葬多被早期盜掘，可是其中殘遺的也大有可觀。譬如高約七十四公分的大牛鼎，稍低一點的大鹿鼎及大圓鼎，各種鳥獸形制的石雕、玉器、松綠石器，又有數十套車器，武士用的鋼盔、弓矢、戈、矛、刀、１９３５年，梁思永在西北岡大墓接待前來參觀的伯希和（法國）和傅斯年。（李光謨提供）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1）

戚、斧、鉞等，飲食用的爵、觚、斝、卣、鼎、彝等等，並有車坑、馬坑、象坑、鳥坑、人頭坑、無頭葬。”石璋如：《考古工作》，載《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

伯希和麵對如此宏大的陵墓、排列齊整的小墓及大量精美燦爛的文物，不斷髮出驚歎和讚美。後來國內外報紙和電臺都發表了這條訊息，此後前來安陽參觀者大為增多。自然，煩惱也隨之而生。

五、　董作賓攜女友風波

１９３５年４月初，董作賓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派遣，前往侯家莊西北岡監察考古發掘工作。９日他致信李濟，談此行見聞和打算，內中有“近日東區大墓之北出車馬飾，且此區亦可見殺人殉葬或作祭之實證”，“弟此次擬將裴希慶處所存銅器石器照像拓印編書，理完即歸京”，“日內與思永商量下季工作計劃，備兄參考”等語所檔：考４—６—１０。。雖名為“視察”工地，其實也就是回自己的地盤和工作單位，輕車熟路，沿途又盡是朋友熟人。於是，他竟犯了暈糊，攜女友同去西北岡參觀發掘現場，一路殷勤充當解說，並同住在招待所。花邊新聞不脛而走，安陽城頓時沸沸揚揚……

４月９日，李濟在得到梁思永關於此事的報告後，立即回電，要求梁思永“維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紀律”所檔：元２３—３２。。其意是事已至此，只能表明決非環境縱容，也想把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

１９３４年傅斯年俞大綵於北平寓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提供）

歷史組研究員徐中舒自安陽返北平，向傅斯年告訴了這件事。傅斯年怒不可遏，４月１０日致電史語所，自我請罰：“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彥堂此行攜女友往，並住辦事處。弟汗流浹背，痛哭無已。追思本所風紀至此，皆弟之過，應即請革罰。弟今晚赴京，辦理交待，並候懲處。乞陳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語所電，《傅斯年全集》（卷７），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４５頁。

傅斯年“罪己詔”的惱怒，其來有自：上年夏天，他與原配丁夫人離婚。丁夫人在濟南陪侍傅母家居數年，而傅斯年常年遊學任職在外，夫婦同處之日頗少，嗣以新舊習慣不同，遂告離異。８月５日，傅斯年與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結婚，俞大綵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外文系，長於文學，其兄俞大維與傅斯年同學友好，經俞大維介紹他們相識。此事在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他也成為某些好事者的靶子，因此他不願史語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實。

在這件事情上，李濟不願讓傅斯年過分責難自己，更不願讓外人看史語所的難堪，於是攬咎於己，自請處分，於同日致函丁文江：昨得孟真兄一電，弟為之惶恐萬分，已託元任兄轉呈，想已早在鑑中。唯弟對此事真相現在未得任何報告，詳情如何，容探明後陳報，現在嚴重局面之演成，弟實不能辭其咎，孟真兄殆無責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　此時孟真尚在假期中，代理所長職者，弟也；

（二）　彥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對，弟實允許之；

（三）　此事之發生又在考古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