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李濟對他說，大學生一個月沒有吃到過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捱餓。當抗戰勝利時，李濟又告別家人，代表戰勝國中國東渡日本去調查和收回被掠奪的文物，歸國後回到李莊，老父親已經癱瘓，只能抬回南京。１９４８年隨著國內戰事迫近，李濟再一次護送文物遷臺。兩個月後他唯一的兒子李光謨卻選擇了與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從臺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個新社會”……

接踵而至的，還有大陸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門生的反戈。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發表過一篇名為《蜥蜴的殘夢》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擬為蜥蜴之類的爬蟲，抨擊他們是“捧著金碗討飯”。１９５９年，大陸考古界開展了對李濟的猛烈圍剿，有人試圖從學者道德和學術水平上貶損李濟，動搖他的學術根基。離開大陸前，他曾將大女兒的骨骸託付一位弟子照管，“*”中竟遭人揭發，那個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後竟自殺身死……

在臺灣，李濟把自己培養的得意門生張光直推薦到了哈佛，畢業後張光直沒有按照他的預期回臺接替衣缽。他曾過繼內兄之子作為義子，在他精心培養下，義子李光周終於在留學歸來後接掌父親建立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但在李濟去世六年後，也不幸病逝……

李濟終身以傳播科學思想為己任，而上蒼卻把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臨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時辰裡，製造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提出，中國文化是以“仁”為中心的“二人文化結構”：君臣、父子、長幼、尊卑……每個中國人都在對應參照中找尋位置。人的一生如橄欖狀，二人關係的形成過程，就像橄欖果由尖向圓走向成熟的過程；也是成熟後走向尖——直至虛空的過程。李濟是在眾多關係中成長光大；也是在眾多關係的離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颱風來臨的時刻，這盞中國學術的長明燈終於油盡燈枯，黯然熄滅……

黃鐘譭棄，瓦釜雷鳴。

我知道“李濟”這個名字，純屬偶然。十多年前，我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叫“李莊”的小鎮，發現了一段缺失的民國學術史。那是抗戰期間，中研院史語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簡稱“社會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簡稱“體質所”，“中央博物院”簡稱“中博院”。下同。，中國營造學社和同濟大學等單位在長江邊上的那個小鎮絃歌不輟、薪傳火播的一段歷史，是著名學者傅斯年、陶孟和、李濟、李方桂、梁思成（包括林徽因）、董作賓、吳定良、凌純聲、梁思永等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極重要的一段生命輝煌。２０００年前後，我多次以文化人的眼光去叩訪那塊土地。２００１年９月，我在《南方週末》上發表了《抗戰中國人文中心之一：李莊記事》一文。２００４年，我的學術史隨筆《發現李莊》正式出版。此後，李莊開始頻現於一些出版物和大眾傳媒，並變成一處新興旅遊地和一段有血有肉的學術史，我也因此被授予“李莊鎮榮譽居民”。　。　想看書來

前言　李濟是誰（4）

李光謨教授是讀了《南方週末》上的那篇文章知道我的。他拿著那期報紙在李莊與我會面，報紙在他手上反覆摺疊已有些破損。記得我們最初的對話很有趣，有人介紹，李光謨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濟先生的兒子。“李濟的兒子”，我腦海裡迅速閃動了一個疑問。旁邊的李夫人補充一句，“李濟的親兒子，‘*’就為這個沒少挨批！”那時，李光謨已是年逾七十的老人。此前他曾三次自費從北京到過李莊，那時的李莊早湮沒了那段歷史，千里迢迢而去，也無人可探問，他只在鎮上稍作流連，在一處叫羊街６號和一處叫張家祠堂的地方憑弔往事，而後又風塵僕僕趕回北京。

李光謨對這塊土地究竟有過什麼樣的情感，他的一家在這塊土地上究竟有哪些故事？我開始悉心關注四處搜尋那些風乾了的往事。李莊的前世今生，也就成了我與李光謨經常的話題和永久的緣分。他在北京，我在成都，隔三差五地通電話，我視他如父執，他待我似子侄，我們成了忘年交。也就在那時，我萌動了寫《李濟傳》的雄心。

李濟是座學術豐碑，要立傳再現，無疑是項艱鉅的工程，我有何德何能敢不自量力？但事理也清楚，時不我待，再不“搶救性發掘”，當事人年事日高，資料更難尋覓；世態炎涼，再不寫，這段歷史會被遺忘得更為徹底。於是，我開始嘗試著從李濟周圍的一些人物寫起，如他的朋友傅斯年、梁思成與林徽因、梁思永等，也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