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urences　that　you　would　be　asked　to　do　nothing　which　you　might　feel　inpatible　with　your　allegiance　to　the　ROC．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4）

張光直曾這樣評價這件事：“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眼光並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作任何的讓步。”

第二節西安講學

１９２４年夏天，李濟有一次學術之旅。陝西省省長兼督軍劉鎮華著令新任命的西北大學校長傅銅與陝西教育廳聯辦“暑期學校”，邀請一批著名學者到西安“輸入新知”。應邀者，除了南開大學教授李濟與陳定謨、蔣廷黻等，還有北京大學前理學院院長夏元瑮，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王桐齡、林礪儒，*僉事兼北大、北京女師大教授周樹人（魯迅），東南大學教授陳鍾凡、劉文海和《晨報》記者孫伏園等。

李濟一行走隴海線，火車到達鄭州後，搭乘汽車到河南陝縣，再乘船逆黃河、渭水而上。舟車勞頓，歷時八日。陝西對這次講學活動非常重視，張燈結綵，車馬盈門。聽眾除了西安各中小學教師及各縣勸學所選派的代表外，西北大學師生都要求參加，“總計聽講人數約七百左右，致西北大學的校舍不能容納，許多人只好住到客棧中”。李濟在西北大學的講演內容為《社會學大要》《人類學概要》《人類進化史》等。其餘學者各逞其長，如《歐洲革命史》《陝西在中國史上之位置》《物理學最近之進步》等。

舊時西北大學禮堂。

李濟與南開同事蔣廷黻同為年輕的留美博士，關係最近，在西安常結伴同行。一次，他們散步到一座破廟裡，發現戲臺上有三對乞丐並躺在一起吸鴉片。還有一次參觀青年會時得知，美國人舉辦滅蠅宣傳運動，鄉民指認放大之蒼蠅圖片為“洋蒼蠅”。這些貧愚的情景對他們刺激很大，他們深感到在中國推進科學思想的緊迫性。他們還與同行的學者一起去易俗社聽秦腔，並捐贈了一塊“古調獨彈”的匾額。匾上十二人的署名為蔣廷黻、李濟、孫伏園、陳定謨、陳鍾凡、周樹人、王桐齡、劉文海、李順卿、王小隱、關頌聲、夏元瑮等。今天，易俗社仍位於西安市中心鼓樓北面不遠的西一街，那塊“古調獨彈”牌匾經過了幾個輪迴，題字和署名都作了適時的變更。

此行，李濟還與比自己年長十五歲的魯迅結識，彼此間增進了瞭解。１９２４年的《魯迅日記》中，留下了彼此交往的行跡：（７月１６日）“午後同李濟之、蔣廷黻、孫伏園閱市”；（７月１７日）“午同李（濟之）、蔣（廷黻）、孫（伏園）三君遊薦福及大慈恩寺”；（７月１８日）“同李濟之、夏浮筠、孫伏園閱市一週，又往公園飲茗”；（７月２０日）“贈李濟之《小說史略》上下二本”；（８月１日）“上午同孫伏園閱古物肆，買小土偶人二枚，磁鳩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畫魚龍陶瓶一枚，共泉（通錢）三元，以猿首贈李濟之。”魯迅對李濟頗為欣賞。８月４日，李濟一行乘騾車從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登船順河而下，離開西安，於１２日抵京。途中（８月１０日），魯迅曾“寄李濟之信”；歸京後（８月２９日），“孫伏園、李濟之來”。越半年（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魯迅以小說集《吶喊》一冊寄李濟之；次月３日又有“得李濟之信”的記載。

張伯苓長南開，立足傳統，發展實科。這位教育家似乎對那些在歐美還是新興科學的認識尚不到位，對素質教育也缺乏興趣。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5）

經濟系何廉是我國最早引入市場指數的調查者，他在耶魯大學讀博士時，曾為其導師歐文·費雪做過助手，從事過物價指數的研究。一次在南開的教授會議上，何廉極力強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伯苓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觀察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這種回答，何廉無言以對，旁觀者也會有腹議。

李濟一直有對國人做頭部測量的念想。一次，張伯苓問李濟：“告訴我，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感到不快，斷然回答：“人類學什麼好處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