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很談得來；一談就談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我記得臨別的時候，他把開始說的話，又重複了一遍。到現在回憶，這一次當面接觸的印象，除了他的兩鉤胡尖，及一雙銳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氣象。他的談話的懇切與熱忱，使我感覺一種舒適；他的恢宏的見解，更提高了我對於中國學術的希望。他鼓勵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實的。李濟：《對於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李濟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６頁。丁文江像。

相識不久，李濟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過的人體測量中有些數字是錯的。丁文江重新核對資料，發現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並不精確。丁文江非常欣賞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還熱情地把他推薦給地質學界、古生物學界的一批國內外專家認識，還介紹他參加了中國科學社１９１４年在美國康奈爾成立，主要發起人任鴻雋、秉志、周仁、胡明覆、趙元任、楊杏佛、過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九人，任鴻雋為首任社長。１９１８年遷至上海，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建立生物實驗室和科學圖書館。科學社的目標不僅在於“促進科學，鼓勵工業，統一翻譯術語，傳播知識”，還希望用十字軍的熱情透過科學最終再造中國。。李濟１９２４年赴湖北調查居民體質，就曾得到中國科學社的經費資助。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3）

丁文江也是李濟做科學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河南新鄭南街李家樓計程車紳李銳在僱工掘井時挖出古物，一座未經盜擾的雙墓道大墓被發現了。駐鄭州的北洋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聞知此事，帶領士兵趕去發掘。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中國考古發掘隊專門委員畢士博（C。　W。　Bishop）聞訊後也致函靳雲鶚的長官吳佩孚，稱“對於掘採一事，略有經驗，甚願盡其綿薄”，並稱“甘效馳驅，純系公家任務和私人愛好，決無盜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報酬。鐘鼎尊彝諸物出土後，如能拓印數紙，寄回美國展覽，區區之願已足”。“學者軍閥”吳佩孚即命部下靳雲鶚“似宜表示歡迎”，並“優為招待”。不久，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學代校長蔣夢麟也派出*專員高丕基、歷史博物館館員裘善元、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馬衡等前往調查採集……一時間“挖寶”和看“挖寶”的都雲集在新鄭南街李家樓，竟達數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歷時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積如山。獲得銅鼎、圓壺、大方壺、編鐘、鎛鍾等大型禮樂器百餘件及玉器、瓦當、瓷器、骨器數百件。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識的指導，沒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層和墓葬的形制等記錄，收穫只是一次“挖寶”。

９月底，丁文江湊了二百銀元的經費，鼓勵李濟赴新鄭調查發掘。李濟偕北洋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譚錫疇趕到新鄭，晚來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擾。他們的發掘工作從１０月１日開始，只進行到２４日。他們只在墓穴中採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銅片。本想做一些地層學的勘察剖析，突然傳來土匪擾亂的訊息，他們只得倉皇離去。

李濟攜帶著新鄭挖到的和工人交來的人骨到北京，借協和醫科學校的解剖實驗室進行研究。此間李濟認識了畢士博，還從畢氏手上獲得他所撿拾的一批人骨。李濟做了些比較研究，寫成英文論文《新鄭的骨》，發表在１９２６年國外的學術刊物上。文章大致描述了這段過程，雖沒有記錄多少考古學上的收穫，但在資料的整理和分析上極其細緻，完全符合體質人類學要求的標準，引起了畢士博的興趣。畢氏得知他是中國第一位哈佛人類學博士之後，即代表弗利爾藝術館試邀李濟參加他們的團隊，合作在中國從事田野考古。

李濟對這個“機會”把握不定，轉而求教“丁大哥”。丁的回答為他解開心結：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如有機會採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輕易放棄；至於跟外國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於是，李濟回了畢氏一封信，信中明確提出：在中國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考古團體合作；在中國發掘出來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

畢士博回到華盛頓，向上司弗利爾藝術館的洛奇館長談到這一情況，對李濟作了很高的評價。徵得洛奇的同意後，畢士博回到北京，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給李濟寫了覆信，信中表示：“你的條件，我們知道了。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對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I　can　offer　you　my　heartiest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