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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人類學（尤其是考古人類學）與地質學關係密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考古學的田野發掘，最早的源頭就來自地質學的“掘地”。地質學因工業文明對能源材料的需求而興，地質學家常受僱企業主尋找礦藏，其間不時發現古生物遺骸、古代石器和陶器，於是古生物學和現代考古學應運而生。１９世紀中期，這些在西方剛起步的新知識，透過地質學著作的譯介與傳播也逐漸進入國人視野，如英國傳教士慕維廉編譯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濟在南開大學。（李光謨提供）

上海總稅務司署印的《地學啟蒙》，“格致彙編”刊出的《地學稽古論》等。１９０２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聞，皆史家研究所當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國第一種地學學術刊物《地學雜誌》創刊發行。地質科學的研究方法，影響到大學教育，大學課程中專門開設了地理學和古生物學。“土層猶書葉”，“以掘地代讀書”（傳教士、學者李提摩太語）。李濟後來的文章曾談到地質學對中國學術的巨大影響：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只把書本視為學問，“勞心”、“勞力”有別的觀念阻止了實際田野工作的發展；民初地質學者開始在中國實際從事田野工作，這才漸漸打破了讀書人與“勞力”的界限。他所說的田野工作不僅僅是字面意義的“動手動腳找東西”，而是包括層位學等側重文物所處地下環境的一套系統方法——“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觀念，可以說完全是由地質學家介紹到中國來的”參見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李濟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３４—３４５頁；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後記》，張光直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１９９９年，４４０頁。。當時學科分工並不清晰，礦科、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說李濟當過礦科教授，及至後來籌備中研院地質研究所，再其後受聘史語所考古組主任……這諸多的疑問在當時或許並不為奇。

第二章　從南開到清華園（2）

李濟在南開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學的學長凌冰和清華同學楊石先，其後又結交了蔣廷黻、黃子堅、喻傳鑑、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透過地質學教授翁文灝的介紹，還結識了留美時的偶像——地質學家丁文江。

那時，李濟一次在哈佛大學圖書館隨意瀏覽，當拿起一本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辦的《館刊》時，扉頁上竟是一位中國地質學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銳利的目光與側出的兩鉤胡尖，均給了我鮮明的印象。”李濟深情地寫道，“那時在美國留學，要是真想學點‘什麼’的話，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無數的科學雜誌，所看的無數的科學新發明新發現及論文，與中國人有關的，差不多見不著。因此，有時在這些刊物內要碰著一箇中國名字，那衷心的喜悅，就有點像在科舉時代，家裡出了一位狀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國地質科學的開創者。早年留學日本和歐洲，獲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動物學及地質學雙學士。回國後先後擔任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農商部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所長，曾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資源，編著中學生物學教科書，並長期擔任《中國古生物志》主編。他與礦冶界協作配合，積極興辦實業。

１９２３年，李濟第一次與正在北票煤礦公司做總經理的丁文江見面，李濟說：有一天下午，帶了一封介紹信，我跑到“義租界”義大利租界，舊譯義大利為“義大利”。北票煤礦公司總辦公處去拜會他。一見面他就說：“老兄回國了，好極了，你可以多作點研究工作。像我這個人，又要作生意，又要辦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雖說想作點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隨即以對話的方式考了我一陣子，大概是想測驗我的肚子裡究竟有多少油水。一個初回國的留學生，好像初出籠的包子似的，總帶了些熱氣。那時他的興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類學，恰恰是我學的一套，所以雖是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