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的時候調整成品油價格並不是改革的內在含義。能源改革也不是能源部門自身的事情，這項改革牽涉到多個部門的切身利益，沒有配套改革，單靠能源部門自身也難以完成。中國的能源改革錯綜複雜，而改革又迫在眉睫。方向既然明確，我們就不單單需要良好的改革方案設計，恐怕也需要一種敢於闖關的勇氣。

油價波動的參照系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相對價格”的經濟世界中，對任何商品價格走勢的判斷都離不開參照物，國際油價也不例外。因而，在對國際油價現實和未來趨勢做出判斷之前，有三個問題恐怕要首先明確：

第一，你“相對”哪一種商品或者貨幣判斷國際油價上漲或者下跌？

第二，你所認定的“高”油價“相對”什麼而言，是成品油消費支出佔個人或者企業總支出的比例，還是“高”油價對世界經濟的實際影響？

第三，決定國際油價走勢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你的模型主要“相對”哪些因素構建，又捨棄了哪些？

之所以提出這三個問題，我的意思是想說明，造成國際油價高漲的影響因素是多元的，因而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要從多方面考慮。第一個問題反映了油價的上漲幅度和影響範圍。近期國際原油交易的名義價格上漲幾乎與銅、鋁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同步，同時也伴隨著美元匯率的下跌，即弱勢美元的格局。從即期來看，美元匯率與國際油價基本上是負相關（注意，我這裡說的是即期，不是長期）。包括油價在內的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同時暴漲，顯然是很危險的，其直接結果之一就是造成世界性的成本推動型通脹。

第二個問題反映了原油名義價格上漲後在世界範圍內的收入分配效應。國際油價上漲的影響是“非中性”的，即對不同的國家影響是不同的。以美國為例，與1979年相比，GDP規模增加1倍，但石油消費只增加9％，能源支出佔GDP比重由1981年的14％降到現在的7％，能源消費支出佔居民可支配收入由8％降到5％。油價上漲對美國企業和居民的影響可能沒有那麼大。而相反，對於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來說影響反而可能更大一些。

第三個問題實際表明了決定油價走勢的因素眾多，因而我們只能對短期內油價走勢做出估計。石油作為一種商品，無論具有多麼強烈的“政治色彩”，其價格的決定因素無非是供給、需求，還有最容易被人們忽視的計價貨幣匯率。在這樣的一般均衡框架內，油價的漲跌總是能有合理的事後解釋。不過事前的預測幾乎不可能。現實的情況是，大量的關於油價走勢的歷史文獻幾乎很少對此做出過“正確”的判斷和預測。這其中有的觀點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的根本就是錯誤的，即便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聲望頗高的經濟學家所做出的結論。這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在於，關於油價的分析模型中總是無法加入國際政治當中的突發事件，而這些突發事件往往直接影響油價的走勢，甚至還可能持續相對長時間。比如，伊核問題六國方案獎懲清單剛剛出爐，布什總統給伊朗的答覆時間設限“幾周”。伊朗對六國方案的應對和美國對伊朗的態度，將決定下一步油價的走勢。

其實，從國際油價波動的長期趨勢來看，如果剔除通脹和匯率因素，現在的國際油價要比歷史最高點的價格低很多，要達到80——90美元的位置才能與歷史最高點持平。但不同的是，石油危機時期的油價暴漲並沒有伴隨著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而此次油價上漲則正好相反。當前的世界經濟由於各國廣泛採取了能源儲備、節能技術等等措施，對石油的依賴反而比以前下降很多。據統計，在過去15年中，因實施強有力的節能措施，使全球能源消費減少49％，世界經濟對石油依存度下降38％。

所以，原油名義價格的上漲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並不是確定的。而且，如果美元走高，油價上漲可能還會出現逆轉。並不是所有人都對世界經濟增長表示悲觀。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釋出的最新報告就大幅上調預期世界經濟增長率，認為2006年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這比去年9月份的預估數字高出個百分點，並且是第四個經濟連續保持在4％以上增長的年度。

當然，高油價的存在對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方大國總歸不是好事。所謂“功夫在詩外”，解決高油價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潛在威脅可能也要從油價以外入手，而不僅僅是盯住所謂的“需求因素”等區域性問題。至少可以透過多邊或雙邊機制等平臺進行大國之間的協調，從而解決影響油價走勢的最主要幾個因素。